我愿称特拉斯为反式-戈尔巴乔夫。(E)-Gorbachev

在改革问题上，特拉斯与戈尔巴乔夫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策略，一个是说话当放屁，一个大力出奇迹。当然，两者的权力大小和权力制衡度也不一样。

戈尔巴乔夫的策略是，新政一旦失败，哪怕新政本身有问题，一律认定为是推行力度太小、阻力太大，偏偏这时西方媒体的赞美不绝于耳。

特拉斯的策略是，新政一旦失败，说明新政不仅本身存在问题，还遭到巨大的阻力，为此要立刻U型大转弯，而西方媒体批评和质疑不断。

1986~1987年，戈用《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个体劳动活动法》等，砸烂了苏联国计委，只允许其提供“建议”而非制定维持数十年的经济计划，在没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一步跨越至“企业自负盈亏”，且生产、销售的规模由员工民主选举产生的组织自行制定。于是在计划经济被一纸禁令废除，供需关系完全紊乱的情况下，员工选举出的代表们既承诺涨薪又答应缩短工时，企业纷纷倒闭。

戈氏不把矛头指向忽视客观条件的盲目、粗暴改革策略，反而拿苏共开刀。1987年一月全会，戈氏作《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报告，大会据此作出决议，并开始大规模撤换干部，苏共基础被逐步挖空。

例如，为了趟平外贸部这个垄断对外贸易的“阻挠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戈氏架空了外贸部，允许大型企业和国家部委自行外贸，还取消了非现金货币的限制。结果企业专门生产外贸产品，甚至干脆低价倒卖社会财富以求暴利，国内民生物资产量暴跌20%。次年戈氏又取消了外贸部，成立对外经济联系部，除了注册登记之外并无实权，问题仍得不到解决。1990年更直接将外贸权利下放给地方各苏维埃，允许绕过计委“自主经营”，经济秩序大乱。

这是因为，苏联实行扭曲的，国内外商品同质不同价的价格双轨制（国内价格显著低于同等的国外产品，这一机制被戈氏竭力挽留），再加上卢布不断贬值，塑造了史所未见的经济乱象：一些商品（原料）在国内收购仅需1卢布，售往境外却可获纯利50美元，比如丝绸利润高达81%，床单利润100%，袜子利润104%。另一些商品即使全新出厂，售价却比按自身重量卖废铁的价格还低，因此小到铝制餐具，大到坦克飞机在内的国民财富，都被以“废旧金属原料”的名头低价贱卖，中苏边境上两个罐头就能换坦克、军用摩托，狗皮大衣能换一架飞机。这导致苏联国内商品量骤减，民生物资急遽短缺——百姓不得不把沙俄时期的银器搬出来当餐具。阻拦国家财富大出血式外流的体制机制在哪里？已经被戈尔巴乔夫判定为“既得利益集团”，统统毁掉了。

新的制度与旧的制度之间，是存在兼容性问题的，而两者之间的平滑的过渡，是极其考验政治手腕的。改革虽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河道里暗流涌动，并非石头遍布，触目所及都是深水险滩，半渡之人只能茫然地任由大水漫灌，再在一两个关键的水位瓶颈期跃入对岸。因而，改革者自古以来无不是毁誉参半，败多胜少。

由此，这种只要新政失败就必须加大力度的愚蠢逻辑，让戈氏把苏联共产党在内的一切都是为必须加以破坏的阻碍。自杀式改革的一地鸡毛，丝毫不亚于堂吉诃德与风车的大战，直到一剑捅掉了自己的总统大位，葬送了祖宗的江山社稷，刺死了苏联的国计民生。

追忆到这，特拉斯的首相任期显然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策略，她真正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却没有戈氏出身于饥荒，创伤于战争，辛苦种地的青年时代，以及扎实到马列斯语录张口就来的理论水平。相似之处却是，他们都是各自国家政治体系下必然诞生的，德不配位的，平庸的官僚，十足的蠢蛋。攀附权贵、体系内政治斗争尚且凑合，可真要做出符合最高领导身份的战略决策却又烂得透底，既不能防住境外势力支持的野心家，也挡不住洪水猛兽般的资本与黑商，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即便如此也不能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个白痴，反而增厚了他们的脸皮。

这也就诞生了特拉斯在减税政策（先大幅减税又宣布加税）和用人问题（开除克沃滕又启用中间派亨特）上的两个急转弯，得罪了原先支持者，暴露了施政能力的不足。保守党内密谋逼其下台，工党支持率大增。

所以，特拉斯除非自己辞职下台（自愿或被内阁及同僚辞职施压），只要脸皮够厚，在一年之内还真没人动得了。其一是根据保守党后座议员委员会（1922委员会），本党诞生的首相在上任一年内不会被党内不信任投票，第一次不信任投票举行后的一年后才能举行第二次。其二是党内有能力竞选首相的除了印度裔的苏纳克、早被淘汰的莫当特，就是娶了中国女人的亨特，让既种族歧视又反华排华的保守党怎么选？就算选了，英国的问题也解决不了，预计2027年英国将会有720亿英镑的预算亏空，除非急遽加税，要么触及国防预算（美国不满）和NHS（国民不满）。

好戏还在后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