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日本每年都有一位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

据统计，日本的诺奖得主中，在二战前出生的超过2/3，在战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超过90%，全部在日本国内读完大学、本科和专科。在上世纪最后30年中获得奠基性成果者达80%以上。

足以说明，新世纪的日本涌现的诺贝尔科学奖与战后的教育改革密切相关，还受到了导师精神气质的影响和日本研究经费的持续增加。1972年，日本的GDP已经超越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政府在著名的综合大学和企业部门投入了大量资金，换来了重大的科研突破。

1926年，日本进入昭和时代。很快，日本便进入了军国主义时期。1932年，日本文部省成立了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目的是“阐明日本的国家体制和国民精神，弘扬国民文化，批判外国思想”。1934年，日本司法省设置了“思想检察官”，加强政府对文化思想的管制，主张军国主义、国粹主义，日本的宣传机器和媒体也大肆渲染日本的军事科技和制度优势。很多日本儿童听从蛊惑后，迫不及待地重新投身“大东亚圣战”。

显然，在军国主义思想极其浓厚的时代，日本不可能推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战后，在美国干预下，日本颁布了《教育基本法》，自1947年起改用民族主义、和平主义教育取代军国主义教育。同时，东京、京都、东北、北海道、大阪、九州、名古屋等七所帝国大学被改编为国立大学。

虽是国立大学，但日本各大学享有非常高的办学主权。校长由教师选举产生，教授协会对人事、教学经费啊有裁决权等。日本大学教师因此获得了非常多的研究自由和稳定的经费支撑，大批理工科学生得以深入地接受科研训练，浓厚的科研至上的风气逐渐形成。为战后的日本培养了大批创新型人才。

1952年，《旧金山合约》签订，美国在法律上结束了对日本的占领。当时，为恢复日本的科技竞争力，各国立综合大学的教师们争分夺秒地展开了科学研究。新世纪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导师们都经历过二战，对科技的重要性和竞争的残酷性有了非常切身的体会，因此工作起来非常拼命，更注重于解决实际问题而非发文章。导师的选题往往比较新颖，科研数据的准确度非常高。

言传身教之下，导师的学生们——日后的诺奖得主受到积极影响。日本才正式走上“科技立国”的道路，成为世界级科技强国。1964年东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日本的科技实力。1965年，朝永振一郎成为汤川秀树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科学家。

诺贝尔奖得主的导师们终于恢复了自信，学生也非常开心。大家都希望能做出世界一流的科技成果，不愿追随西方学者，不断挑战世界级科研难题，向无人区大胆挺进，才使日本出现了非常多的高质量、原创性科技成果。

上世纪60年代，日本GDP长时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1960年，日本GDP只有16万亿日元，1970年猛增至72万亿美元，其增长速度已远远超过1961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定下的“两倍以上”的目标。见此机会，日本迅速制定了“科学技术十年计划”，尽快将研发经费投入提高至GDP的2%以上。

1970年，日本研发经费是十年前的6.48倍，投给大学的经费增长了7.1倍，1970年就顺利达成了2%的目标。日本的环保、节能产业得以迅猛发展，减轻两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持续冲击，GDP继续大幅增长。

即便是“失落的二十年”，日本的研发经费的投入占GDP的比重高达2.9%，比美国高出0.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诺奖得主的获奖成果均为70年代以后，日本科研经费大幅增加才获得的。所以，没有国家经济支撑就无法出现诺贝尔奖的井喷。

在做出原创性的奠基性成果之前，获诺贝尔奖的日本学者大多籍籍无名。田耕中一教授在日本东北大学读书时曾留级，拿诺奖时既没读过研究生，也没在海外留过学，甚至连SCI论文和高级职称都没有。中村修二长期在乡镇企业工作，蓝色发光二极管正是在厂房里研制成功的。天野浩出成果时只是名古屋大学赤崎勇课题组的研究生。

按今天的眼光看，上述“条件一般”的科研人员怎么都不可能是未来的科技之星。由于大学高度自治和“政教分离”的制度（文部省、科技厅官员很难直接干预大学治理），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开展过任何形式的“拔尖人才计划”。日本之所以能培养出数量众多的突出人才，还是依靠日本政府对科学文化的重视和对科研环境的改善，而非揠苗助长。

日本政府也给科学家戴过“帽子”，但并不像中国的“青千”、“杰青”、“优青”一样丰富，其中最著名的“帽子”是日本学士院院士。不过，文理科加起来，日本全国只有150名学士院院士。至于类似国务院津贴的“学士院赏”和“学士院学术奖励赏”等更难评，每年得奖者不超过20个。一些称号、勋章，每年至多给20人，而且还不止自然科学，艺术、文化、社会科学都包括在内。

“帽子”带来的资金支持也很有限。学士院一年预算不到4000万人民币，就算全花到院士身上，每人每年也才不到30万元。勋章、称号等只是荣誉，没有任何物质奖励。用官职吸引科学家的情况也比较少见，主要因为日本国内大学教授的资金与日本政府副部级官员的薪资差别不大。很少有科学家愿放弃教职到政府机关工作。

日本大学教授几乎不受行政部门考核、评估的干扰。科研的内在驱动力来自于强烈的兴趣和使命意识，离不开他们的导师的培养、典范作用。亲历过二战的导师们，让学生真正认识到科研的重要性，深深爱上了科学。

大学等科研机构的稳定支持经费中，日本政府投资占全部经费的70%以上，大学不需再花心思“创收”。中国大学，即便是北大、清华，所获得的稳定支持经费还不足花销的一半，许多课题组不得不紧跟热点，盼望早出成果，多拿资金，甚至不得不承接一些与主攻方向关联不大的横向项目。虽最后灌了不少水，但因为精力太分散，很难在某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日本在“运营交付金”的投入上也很用心。教授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自主使用，即便多年没有成果，也可以继续拿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