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的故事不好直说。我从基本同时期的苏光宗安德罗波夫说起。

彼时的中国和苏联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概括地说：对外输出革命的共产主义道路走不通了，必须通过改革转型。这里的“走不通”，既指输出革命的投入/产出严重失衡，在对美斗争中处于劣势；也指国内的糟糕的经济形势和凋敝的民生已不再支持既有“革命叙事”的推动。

既然大家都知道要改，怎么改，往哪改，未来的道路是怎样的？中苏两国的两个领导人分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安德罗波夫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它知道苏联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他执着于“让事情变成它本来的样子”，但“本来的样子”也是错的，回归过去不能解决当下的系统性危机。与互联网上对安氏的无限推崇不同，我反倒觉得，安氏与戈尔巴乔夫一样，都不适合担任最高领导人。因为安氏与戈氏都是熟练的技术官僚，负责一个国家部门的具体工作尚可堪用，但在政治层面的一切智慧仅限于“斗争”。只不过安氏比戈氏更高明一些，至少知道要站稳社会主义立场。

如果说戈氏是农业专家，好歹与经济沾点边的话，安氏作为克格勃主席则对经济一窍不通，直到上台后请专家给自己授课才对经济有了点基本认识；如果说戈氏对西方制度存在迷信，安氏在意识形态上甚至没搞懂什么是共产主义。1983年，身为苏共总书记的安氏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的文章《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若干问题》中称：“坦率地说，我们至今尚未充分认清我们生活和劳动的这个社会，没有充分揭示它的规律，尤其是经济规律。”一时语惊四座。

如果说戈氏对西方国家存在不切实际的幼稚幻想，安氏在外交上更是下了一步奇臭无比的棋。1979年10月，安氏向勃列日涅夫提交备忘录，认为阿明政府正在转向美国，会直接威胁苏联南部安全，主张采取“果断行动”。在数次政治局会议上，安氏与乌斯季诺夫（防长）、葛罗米柯（外长）一同主张以军事手段实现阿富汗政权更迭。安氏一再表示，如果苏联不加干预，美国将以阿富汗为跳板，在中亚引发连锁反应，故必须阻止。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苏联在阿富汗上演了一出为期十年的“越南战争”，让苏联的困境加速爆发、急剧恶化。

我认为，安氏与戈氏一样，不过是苏联僵化体制下必然诞生的平庸官僚，只不过安氏头脑中斯大林式的思想钢印更鲜明一些。不仅是安氏，总理柯西金、“灰衣主教”苏斯洛夫等都是堂堂正正的清官，前者被西方称为“穿灰色西装的实干家”，后者只穿旧衣旧鞋，出差自掏餐费，甚至连公车都不舍得用。可他们都是僵化的斯大林体制的产物，用个体的自我陶醉式的自律，让苏联体制化、塌方式腐败合理化。

柯西金在卫国战争期间负责后勤物资运输，对战时经济了解甚深，但对市场经济一无所知，只敢说“完善计划经济”，始终不敢触怒保守派。这样的人却是任期最长的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国家总理，1964-1980=16年）。苏斯洛夫绰号“思想刽子手”，不容许任何多元声音，更拒绝接受新思想，总是绝对可靠地执行保守的教条。苏斯洛夫以“个人主义泛滥，否定集体主义英雄”、“颓废唯美，脱离社会主义现实”、“语言异化，否定革命理想”等理由，亲自批示封禁一批图书，包括索尔仁尼琴在内的许多文人遭审查与打压。而这样的人，负责意识形态工作长达36年（1948-1982）。

不得不说，安氏善于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比如情报斗争（领导克格勃成为凌驾于苏联党、政、军的，覆盖全球的超级实体，全面监控西方社会）和权力斗争（上台前斗倒内务部长索科洛夫、与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结盟以获选总书记、上台后撤换90余名腐败或渎职的高级干部、提拔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等“改革派”）。而一连串的胜利更加强化了他“斗争”式的执政方式。

斗争入脑的安氏总是把复杂的议题简化为具体的、二元化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治理国家需要靠发展、靠建设，领导集体要搞好团结集中力量，精妙设计统筹全局。枪毙几个贪污分子容易，建立一套高效运行的反腐败机制很难；查处几个经济弊案容易，建立一个不依靠领导人威信而稳定运行的行政体制很难。

如果说苏联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大厦，它需要一个结构工程师加强承重梁，而安氏却是拆迁队的包工头，契尔年科 戈氏是爆破队的队长，叶利钦则开着坦克连发数炮。

以斗争治国，后患无穷。战术上十分勤奋，而战略上过于懒惰。关键的全盘布局一筹莫展，具体的小问题上累死累活。安氏对待所有问题似乎只有一招：“抓人”，甚至闹出过不少笑话。

安氏15个月的执政期内，先后提拔切布里科夫、克留奇科夫、普列汉诺夫等前克格勃高级官员为政治局委员，而政治局委员一共才13人，比例超过斯大林时期，俨然“克格勃治国”。

面对腐败问题，安德罗波夫不惜调用克格勃力量，用紧密的间谍工具收集证据，撤职70余名部级及以上官员‌，‌开除42万苏共党员。但是安氏的反腐是运动式治理，继任者契尔年科叫停反腐并重新启用被撤职的腐败官员。

面对工人怠工、生产效率低的问题，安氏于1983年发起全国性的“反寄生虫运动”。为以抓捕旷工工人、“打击懒汉”，警察和纠察队会突然中止电影放映，检查观众证件；百货商店和市场的长期逗留者会被怀疑以购物之名逃避劳动，遭执法人员重点盘查；公园和大街上无明确去向的人会被盘问，骑自行车的人会被随机拦截检查证件；教堂和澡堂也会被突击检查。有个苏联笑话：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你在电影院看《列宁在1918》，警察闯进来问“你为什么不上班”，你说“我在学习革命历史”。

面对社会舆论不满，安氏指示克格勃第五局（意识形态保卫局/反思想破坏局）严密监控文艺界人士、学生、宗教人士、收听西方广播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一旦被克格勃认定为“思想颠覆分子”，无须司法审判，即被强行扭送精神病院，诊断为“呆滞型精神分裂症”。此病是苏联精神病学泰斗斯涅日涅夫斯基发明的，症状是“对现实不满、幻想社会改革、推崇西方思想”。除非在自白书中承认“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发布了反苏言论”才可能获释，如不签署则强制“治疗”即大量注射神经抑制药物、电击疗法、针刺疗法等虐待。1969年，安氏向苏共中央建议组建“精神病监狱医院的网络”，以保卫“苏维埃政府和社会主义秩序”。1988年行动终止，克格勃下属16所精神病院，80万“病人”一次性“康复出院”。

有评论说，安德罗波夫“像在一艘快沉的轮船上疯狂擦甲板”。十分准确。等到船沉了，纪念碑上只有四个字：甲板锃亮！

与安德罗波夫相比，邓公就高明太多了。祂从无到有地构想了一个从未出现也从未接触过的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大胆、坚决地实现了它。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丰富，过程之顺利，让人忽略了这一转变的困难性和必要性。

事实上，“市场社会主义”并非中共首次提出，但中共是第一个实现且成果最丰富的。20世纪30年代，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提出“兰格模型”，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兼容市场机制，形成“市场社会主义”。但是，斯大林用中央指令的计划经济否定了市场机制；赫鲁晓夫改革被批评为“资产阶级邪说”；柯西金改革被官僚抵制，彼时主流理论认为市场时执行计划的工具，不能拥有自发调节的功能；勃列日涅夫时期市场社会主义遭严厉批判（1968），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被苏联视为“偏离社会主义轨道”。漫长的苏联历史上，“市场社会主义”始终没有落地，也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