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一人犯罪受到刑事处罚，就影响其子女、亲属参军、考公、进入重要岗位的规定，应予以彻底摒弃，否则会对受影响人员极不公平。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其子女、被扶养人、受其影响的人等就一定会有犯罪倾向、犯罪意图或者犯罪行为。

的确，罪犯的子女有可能出淤泥而不染。但不能考公，不能当兵、当警察、法官、检察官和飞行员，不能成为党员并不是惩罚，而是一种筛选。在体制内工作并非与生俱来的普适的人权。就业必然是双向选择，用人单位也可以表达自身的疑虑而不予录用。对于容错率低的管理、决策岗位，无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对个人品行有足够要求。政审是一种程序正义，是一种回避和预防制度，是公权力对公民应尽的基本责任。正所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能依赖于多变的人性，只能靠高效且稳健的法治与组织机制。

而政审缩减到少数几种职业而非覆盖所有行业，也仅仅是本世纪之内的事。毕竟2000年才取消《高中毕业生家庭情况表》，而这张表是学生政审的孑遗。

我们假设，对罪犯子女考公考编不设限制，那么为什么法官要回避家属是原/被告的案子？监考员要回避家属参与的考试？家有外籍直系亲属的人为什么不能担当领导职位，干部家属经商和财产情况为什么要向组织申报，乡级以上机关领导干部不能来自本籍贯？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犯罪分子的亲属必然不适合，同样的逻辑也可以取消上述一切制度。

你能否保证：

当罪犯子女考入司法部门，数年后升任法院院长时，会不会为父母翻案，报复所有侦办父母案件的公职人员？墨西哥就有一个反例。

当罪犯子女考入宣传部门或国企，数年后羽翼渐丰，会不会操纵舆论为父母正名，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攻击审判、司法体系？那些洗白地主、国民党的人就是如此。

当罪犯子女考入机要单位，数年后获得出国机会，会不会立刻投降外国，甚至利用职务经历对本国展开无下限的恶毒攻击？蔡霞和曲婉婷就是例子。

看似无情的政审制，事实上起到了威慑、杜绝犯罪的作用，提高犯罪成本。但是，话说回来，与其关注政审，我更关注对“犯罪”的认定标准。严格执法不等于严刑峻法。对于社会危害不大，没有主恶恶意的人，不能被一刀切地判罪，这呼唤着一个完善的、人性化的法治社会，扫清一切冤假错案。比如，过去三年中一些大巴司机因不可抗力“不配合防疫”而被判刑，全面放开后是否太过冤枉？

当然，除了不能让好人被误判为罪人，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保护、帮扶机制，让内心向善的多数人，有堂堂正正做好人的底气。换言之，惩恶的同时，更要用真金白银扬善。

单纯取消对罪犯子女的限制，甚至连治标都不算，完全是开错了药方还自我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