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俩会期间，全国亼大代表、齐某制药集团总裁李某燕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她建议国家全面停止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

这种政策初衷自然是好的，但施政治国论迹不论心，如果难以执行或适得其反，终究会被指责“拍脑门”。现代社会的治理不能依赖于行政手段，必须明确公权力不能无限制地使用，不可能事无巨细地介入一切社会问题，需要尊重个人的隐私边界。主观能动性不能解决一切，行政手段不能扭转规律和天性。越是涉及个人生活，禁令越是管不到。

网络游戏几乎是青少年必须的娱乐手段。封死一个泄压渠道，不意味着压力会自行消失。未成年人的压力足够大了，而只要火药桶够多、够大、够劲爆，什么都可能充当导火索。表面退一步，事后进两步，希望以消灭所有导火索为手段阻止火药桶爆炸，只会让火药桶提前引爆。到时候，熬夜打游戏都显得那么安全。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行政手段包办的事情太多了，未成年人被保护的太好了，一旦步入社会所接触的信息与长期教育灌输的不符，就会产生强烈的被欺骗的错觉，继而从一个极端转移到另一个极端。从社会到政府，从学校到家庭，没有任何一种教育手段是万能的，不可能规避一切风险，把未成年人包裹在毫无风险的温室中成长。对禁令的过度信任，实际上是教育各方的推诿卸责、懒散懈怠，寄希望于未成年人除考试之外保持无知，而对必要的引导和指点视而不见，这就使得未成年人事实上是在野蛮生长，听话伪装下培育出的怪物深不可测。

从长期来看，现代社会治理是动态的、弹性的、个性的、精细的，一刀切的命令式治理，未免过分粗暴了，甚至有些落伍了。而且从效果来看会适得其反，最终只是规则制定者想当然的自我感动，社会各界承担了全部成本，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治理成本居高不下。查禁网络游戏需要基层执法力量配合，可警力本就捉襟见肘，游戏禁令的执行效果难以保障。执法力量频繁抽检累，网络游戏转入地下规避稽查、应付检查累，但想玩游戏的未成年人仍旧想方设法玩得了，什么都没变。上面千根线，下边一根针，基层压力越来越大，指标越来越多，各项事务难以兼顾，社会运行的稳态被反复打乱，损害的还是群众眼中的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这还没有考虑，鸡毛变令箭，导致超出政策制定者设想的后果的情况，例如让执法部门直接介入游戏开发、运营和服务提供等各个环节，会不会带来个人信息的泄露？为了避免泄露，是不是需要追加权力监督和网安部门？牵扯这么多部门，又该如何协调，如何避免人浮于事？

想当年，禁售武侠小说，那就一本盗版人人传阅。禁售电脑游戏，那就一张光盘人人安装。限制手游时间，那就代刷脸+租赁手机。正所谓 life will find its way, 群众的智慧无穷无尽，行政手段并非万能，与千万人斗智斗勇，只能首尾不能相顾，前后仪态尽失。止增笑耳。

正如20年前规定未成年人不得进入网吧一样，使禁令起作用的不是行政力量，而是日益发展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愈发普及的家用计算机。

发展出现的问题，必须要靠发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