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某勇表示，“不少学校不按国家规定课程课时教授新课，培训机构教到哪就从哪教起，严重助推‘超前学习’行为；有的初中提前一年、高中甚至提前两年结束新课，用于中高考复习备考，导致大量学生跟不上教学节奏，成为所谓‘差生’。”张某勇指出，中小学超前教授新课、提前结束国家课程，围绕升学考试科目长时间重复训练、复习备考的行为，必须严厉禁止、严肃查处。

最近一周打算开个系列，把一些我认为值得点评的提案拿来说一说。先说“超前教育”问题。

我之前就发现一个问题，东亚的学生们想在某一阶段成为佼佼者，就必须提前掌握下一个阶段的知识。比如，幼儿园小孩要学习小学的拼音和算术，小学要接触初中难度的奥赛，初中生翻阅高中课本上“衔接班”，高中的自主招生靠的是大学知识，大学生要参加创新实验积累实验经历，硕士的工作强度对标博士，博士则要像博士后一样独当一面，博士后则要承担讲师的部分工作，讲师要操着教授的心才能网上评职称。再往后，人才帽子、面上基金、重大项目，一关接一关，不超前都不行。

张委员的建议的问题就出在，治标不治本。即使中小学阶段不超前学习，大学往后漫漫长路都必须内卷。人总要就业，“早搏”浪潮才有钱赚、有饭吃。只要当前这种社会财富创造和再分配的模式不改变，只要每年毕业百万大学生还是嫌多，35岁老员工统统优化绝不心疼，只要仍然把劳动者物化为生产资料只求“经济耐用”不求合法权益，那么即使“超前教育禁令”威严如山，照样挡不住各位家长想方设法绕过监管。执法力量频繁抽检累，“超前教育”转入地下规避稽查、应付检查累，未成年人钻空子内卷累，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沦为规则制定者想当然的自我感动，损害了群众眼中的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从长期来看，现代社会治理是动态的、弹性的、个性的、精细的，一刀切的命令式治理，未免过分粗暴了，甚至有些落伍了。对禁令的过度信任，对行政手段干预一切的路径依赖，实际上是教育各方的推诿卸责、懒散懈怠。超前教育从根本上说不是教育问题，而是资源分配问题。不触及后者就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前者，完全不现实。

产业升级困难，经济形势疲软，就业岗位缩减，这样的大背景才是超前教育不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想要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就必须在每一个环节中加速追赶。评价标准摆在那儿，别管他是儒家的还是现代的，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是特色的还是四不像的，绝大多数人只有臣服与迎合两个选项，不抢跑就会被淘汰。标准之外的指标，都可以被随意裁减、漠视，以便学子轻装上阵，让家长毫无顾忌。

中考成绩后50%的学生，即使不戴眼镜、体测满分都上不了高中，而一个臃肿、近视、腼腆且心理亚健康的人却因为考上高中而成为社会评价下的优秀学生。衡水模式下，木讷、无趣、只会做题的高中生，比个性十足、飞扬青春的同龄人更可能考上重点大学，而后者即使是千里挑一的音美天才，也会被贴上歧视意味十足的标签。好工作的学历门槛涨到了硕士，必然意味着大量不了解、不适合科研的人为一纸文凭挤破头，其中不乏来自“考研工厂”，本科四年全在刷题备考的应试大神。文体之星、十佳歌手、三好学生、竞赛大王参加考编考公，更可能被狂刷行测、申论的三本学生淘汰。

总数不足也好，分配不均也罢，天然不足也好，人为短缺也罢，资源就那么点，人却那么多。考就要分出三六九等，评就要比出优胜劣汰。自我以上必须平等，自我以下尊卑分明。东亚这块沃土上的人们，为了生存已经激烈斗争了千百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己斗，只为了保住自己的层级，并向更高爬，不仅要抢跑，还要速度快、耐力久。“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训示，在今天被称为“提高一分，干掉千人”。这是东亚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也难说是一层神秘而悠久的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