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称，截至当日零时，香港新增25991例经核酸检测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当天，前新田购物城的方舱医院正式投入运行，这是第五波新冠疫情以来，第二个交付使用的中泱援建的方舱医院。

香港疫情失控好几天了，而全国各地的本地病例均在显著增加。对于内地的严峻形势，我特别焦虑，担心新的变种病毒破坏我国已经稳固的防疫形势，增加社会运行负担，对于香港，我并没有基于“同胞之情”的感慨和关注。

早在2019年，时刻关注香港局势的我就已经认定，一帮在幻想和傲慢中长大的香港人，已经不把内地中国人当同胞了。不要再以“闹事的曱甴是少数，因此要团结大多数”为由自我安慰，因为大多数香港人坐视风波扩散，冷眼之余是精致利己——闹一闹，内地会给好处，我也能沾光。一个集体冷漠的，压抑而绝望的氛围，不容许爱国主义的集体叙事的铺展。

既然他们已经抛弃了我们，我们也应该“抛弃”他们，至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早在1998年4月，原中泱政策研究室社会研究局副局长李欣欣就在《回归后续发展的几点预测》中指出：“香港名义上回来了，但政治、司法、行政自成一套，与当年的租界没区别……单方面的事实独立，再结合我们处于弱势的意识形态地位，最终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它发展得好了，是它民主自由、法制健全，抗拒我们干涉的结果；它发展遇到困难了，就是它自由受我们限制、法治被我们破坏、经济被我们拖累的结果。”

“总之，无论回归后，它是好是坏，都极有可能把我们当作对立面，进行导向型攻击。我本人，一点也不看好两边能互利互惠地作为一家人过日子。”

这段话说得非常到位，新冠疫情失控也正符合此。内地无论做不做，如何做，都会引起敌视和攻击。如果香港疫情在内地介入下得到控制，它们会臭骂“为什么不早来，死的人要让土共负责”，甚至会有公民社会和NGO联合媒体成立“专案组”，调查内地“践踏”一国两制，内地权力“越界”的问题。如果失控了，香港人也会质疑“一国两制”，怒骂内地“不中用”。

换言之，香港已经没救了，除非经历彻底的社会改造。事实上，在新冠疫情的照妖镜下，经济疲软、贫富分化的痛苦被加剧，我愈发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已陷入极端自我的疯狂状态。疫情帮中国人祛魅，看到了广义的西方世界的丑陋模样。

世界上，只有中国内地人民对执政党存有高度的、无条件的信任，而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香港，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封城？人家不干，隔离，人家嫌麻烦，难道要出动解放军强制？在任何一个高度资本化的发达地区，经济水平都比人命重要，特别是金融中心香港。趋利避害的资本会毫不犹豫地逃离一个“封城”的香港，这是对它不可逆的巨大打击。

在香港人看来，新冠病毒的死亡率，与总人口相比并不高，只要身边没有患者，没有死亡病例，顶着疫情继续工作还有“香港精神”呢，又自由又开放，那些臣服于警察国家、专制体制的死阿陆仔才没法比。

所以，对于这种在血统上还没脱离中华民族，但精神上已经沦落为蛮夷的地区，就要针对其“畏威而不怀德”的特质加以应对。横竖都是骂，不如不管它，在深圳口岸严查输入病例，盖好隔离酒店就行，不服的直接遣返香港。深圳是内地南大门之一，守住了深圳就是为内地把关。

等到香港疫情彻底失控，惶惶之时，才是内地干预的良机，过早过晚都不好。这是一条毒计，但我认为它也是一条长治久安之策。俗话说玩火者必自焚，但玩火者在自焚之前总是心存侥幸，不如让它引火烧身，内地再出手扑灭，香港从此便知有些火玩不得，有些人惹不得，该隔离的还是要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