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至16日，伊朗总统莱希访华，并在15日上午到访北大并接受名誉教授称号。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伊朗与中国走近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勒索欧盟和美国，迫使其出让更多利益，比如牵制以色列。

政治学者贾迪丽·阿比杨曾公开鼓吹：伊朗应合理利用中美关系，利用中国向美国施压。政治学者梅赫蒂·优素福认为，如在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后，伊朗放弃对华冷遇，转而与中国积极接触，在当年签署中伊25年全面合作协议，那么《伊核协议》就不会被废除。

伊朗位于“一带一路”的最佳路线，但此前其配合度一直不高。埃及、土耳其、阿联酋乃至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周边国家反而十分积极。伊朗前驻匈牙利和驻挪威大使阿布杜里萨·法拉吉齐认为，伊朗对一带一路政策的消极和不作为是“自己把绞索套在了自己头上”。

原因之一是伊朗在伊斯兰革命之前就拥有丰富的亲西方土壤，特别是伊朗城市里的大学生。不过，伊朗的人口主体是贫穷的农村人，他们是革命卫队下属的民兵组织巴斯基的主要成员。不巧的是，伊朗政治环境决定了分裂的民意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太大。

另一个原因是，对外政策在名义上是由最高领袖制定，但具体实施由总统带领的政府负责。2018年，哈梅内伊公开批评政府官员过于重视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忽略了与东方国家的交往，并且强调伊朗的外交政策重点应该是东方优先于西方。然并卵。此外，伊朗总统和议会的政治路线南辕北辙，革命卫队在外交上也自行其是。强硬政策一概支持（事实上提出强硬政策的政客，诸如前总统内贾德等都是革命卫队出身），亲西方怀柔政策阳奉阴违。革命卫队下属的戈尔博公司、巴斯基基金会、革命卫队合作基金会的利益甚至独立于伊朗的外交利益。

在宗教上，什叶派教士群体是伊斯兰革命成功的关键，也是苏莱曼尼等圣城旅席卷中东的法宝，但其重教理甚于国事，侵略性高于建设性，严重干扰了伊朗的外事工作，不仅激化了与阿拉伯国家的矛盾，还以与中国等世俗国家合作“不清真”为由，冷落中国。伊朗政府反而陷入被动，因为其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宗教团体赋予的。

比如，2009年开始，中国GDP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仅为欧盟的1/4，恰逢伊核问题趋缓，伊朗将承诺给中国的利益出卖给欧盟。2015~2017年，伊朗和欧盟之间的贸易额暴增，对华贸易却受到排挤和制约，一度要对中国企业搞审计调查，吃相很难看，也是伊朗未放弃对西方幻想的证据之一。直到川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第四次启动对伊朗的经贸制裁后，伊朗经济大乱。伊朗对拜登的幻想，也随着民主党政府要求伊朗先让步才能“考虑”取消制裁而破灭。算上苏莱曼尼遇刺，伊朗温和派在政治上遭重创，也就让莱希等对宗教极为忠诚的强硬派人物走上前台，伊朗社会加速滑向保守化。

事后看来，如果伊朗能平衡各方关系，特别重视对华往来，美国未必有胆量撕毁《伊核协议》。但木已成舟，伊朗不得不考虑与中国的合作价值。中国是伊朗最大的原油出口国，伊朗则是中国第三大原油进口来源地，伊朗是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部分。同时，伊朗紧缺外汇，有利于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的工业技术和基建能力也很重要。2015年，伊朗铁路里程仅为1.3万公里，比英国还少。何况，伊朗多数铁路都是非电气化的单轨线路，东南部至今未通铁路。仅11%的人口以铁路出行。

反恐、反极端和反毒品犯罪等方面，伊朗也能发挥作用。近代以来，中国西部边陲的安全，长期面临欧洲列强东扩的压力。现代又存在中东的恐怖主义势力，诸如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然而，两种压力无一例外被阻隔在伊朗高原之外，或被大量消耗在伊朗高原之内。伊朗高原与中国西部的“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联在一起，成为中国西部边陲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伊朗与西方列强和恐怖主义斗争的结果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事实也正如布热津斯基在90年代末做出的判断——一个从北冰洋到印度洋的，横跨中俄伊三国的“反霸权联盟”在基于对美帝国的反感上建立起来。中国外交已经至少40年不搞意识形态挂帅，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基础，善于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因此中国也是全世界少有的，同时与什叶派、逊尼派和以色列三方关系都很好的国家。毕竟，发展是硬道理，失去安全带来的恐惧可以弥合一切意识形态分歧，正如70年代的中国与美国破冰，90年代的中国与俄国果断划界一样。世界上还有什么隔阂比中美对立30年，中俄世仇上百年（在国家利益层面）更难化解的恩怨呢？沙特都能与伊朗关系缓和，中东都在谋求自主，印度和巴基斯坦能进入同一个上合组织，非进攻性的安全机制只会让更多国家团结起来，彻底改变冷战结束30年来西方一家独大的暴力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