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印发《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积极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方案提出，本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给二孩三孩补贴，而在于年轻人连一孩都不生。一孩数据最能反映普遍的生育意愿，因为多数家庭只养得起一个孩子。一孩数据下降，意味着家庭总量在减少，继而二孩三孩数据也会迅速缩减。

对于年轻夫妻而言，一边要承担生育、养家、赡养老人等成本，一边要应付工作。两方面压力都躲不得，但资本家把劳动者视为须全心投入生产的生产资料，只会质疑家里的事情怎么会这么多，怎么就不能克服，克服不了就不干，有的是人愿意干！在行政干预、扶助力量杯水车薪，《劳动法》神隐的状态下，劳动者不得不少生或不生。一胎都如此，二胎和三胎只会让无解的困境越来越严重，而且只能由夫妇二人承担。

这种困境想要摆脱，似乎只有“你不干没人愿意干”的时候才行。当留给资本家的年轻人越来越少，高房价和智商税无人接盘，劳动者无声地抗议着，倒逼资方重视劳工权益，就业环境才能逐步改善。

所以，鼓励生育不能靠小恩小惠，不能靠行为艺术，需要解决很多配套的制度性问题。就拿房子的户型来说，老百姓买得起的房子，大多是按照计划生育，一家三口的标准设计户型。若是三胎，人均生存面积大为缩减，生活质量和隐私难以保障，家庭矛盾激增，下一代从小就思考生育、婚姻对个人的意义，继而不婚不育反而成为下一代的思想钢印。如果说这一届年轻人不婚不育是被迫无奈，只要生活轻松一些就会考虑生育的话，不解决抚养成本、生活成本等配套问题，下一代无论多优待都挽回不了。

所以低生育率问题要不要解决呢，或者与老龄化危机相比哪个才更急迫呢？现在针对生育的政策，少有廉价公共服务，增加补贴的解决思路。育龄妇女数量从2010年的3.7亿下降到去年的3.1亿。2017~2020年，黄金育龄期（20~29岁）妇女年均减少540万万，女性初婚年龄从24岁升高至28岁，婚姻登记数从2013年的1347万对下降到2021年的764万对。

这是不容置喙的现实，生育的动力在萎缩。

奥地利学者鲁茨的“低生育率陷阱”理论指出：社会总和生育率低于1.5后，由于育龄妇女比例、家庭规模、经济期望值的下降，生育率很难再回升。2018年中国总和生育率1.5，但当年并没有什么用真金白银刺激生育率的手段。比如五年来，生娃还是不分房，男性没有生育假，996和毕业即失业共存，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并存，双职工家庭托儿所解决不了。

所以政策的重点可能是放在应付老龄化，而不是增加对人的投资上。例如延长工作时间，增加个人养老成本（让老人多花钱刺激消费），释放房屋产权和储蓄。这是中国国家养老体系不堪重负的选择，但今后年轻人是不是也不得不为退休生活提前准备，谨慎生育？生育率只会跟韩国有一拼。

刺激生育，不是非婚生育在实际层面合法化能解决的，例如最近四川颁布的政策。不过，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是最简单、成本最低且但不痛不痒的解决方法。覆盖的目标人群早就能生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