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0时起，“通信行程卡”服务正式下线。

持续一年多的进出校权限申请，终于不再需要这个时常扫不出来的家伙。也许是我太过孤僻，连家人都不怎么联络，甚至连快递师傅都不怎么与我打电话。刚才看了下，不敢相信这个玩意真的消失了，真的不存在了。点开以后，真的只有一张白色背景，提示已经下线。

终于！“数字有期徒刑”全面结束。中央政府解除区域流动限制的决心已十分显著。各级政府以疫情防控为由，加码滥权，麻烦群众的主要“依据”已不存在，权力下放导致的不确定政策的出现概率将降低，社会各界的预期更加稳定。包括我在内，全社会对政府、私营核酸机构等围绕“行程”二字能搞出的各种花样深恶痛绝，希望不再重演。

这无疑是回归正常生活的先声。

但这份正常生活，仍旧是残酷的，并且将更加残酷——防疫的成本将不再由财政统一承担，而是由公民以个体承担。财政压力势必减小，而且不减不行，经济必须走向复苏，而且不复苏不行。那么，群众是否做好了成为自身的第一责任人的准备？

我记得我的父辈们在2020年做出的判断——以中国之外的国际社会的防疫之拉胯，中国追求“清零”的防疫政策不一定取得成功，因为经济必须发展，而发展经济必须保持开放。即使西方发达国家能拿出冷战时与苏联竞争的看家本事，按得住新冠疫情，广大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和印度怎么办？非洲连埃博拉都敢共存，印度至今还有小儿麻痹症。

在此基础上，每个中国人都会感染一次新冠（变种）。我始不信，如今深以为然。面对这个必然阳性的结果，唯一未知的是发生的地点和时间，谁会期望自己中招呢，问题在于中招之后该如何才能更快地恢复过来。

有人会这样怀疑，中国先前的种种防疫政策，难道就白干了吗？我看未必。两个理由。第一，中国在2020~2022年的防疫手段，让中国躲过了致死率最高的原始新冠病毒和德尔塔等变种，一直防护到新冠走向传染性增加但致死率下降的变异路线。据西方媒体推测此举至少避免了400万人的死亡，间接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减少了巨额损失。

第二，被中国人所诟病的各种防疫问题，仔细想想是不是集中爆发于2021年末到2021年10月（西安、河南、深圳、上海、北京、乌鲁木齐等）？三年的疫情，除了2020年1~5月的封锁，其余时间内，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人行动是不是比较自由，只凭一张绿码就可全国通行，只有部分地区跨省需要落地检？只不过上述事件发生在话语权比较大的地方罢了。多数地方可能自2020年开始就没有一个阳性病例，许多人可能亲戚朋友都是阴性。

这倒不是否定新冠暴露出的，诸如龙王买伞、尸位素餐、贫富分化、垄断与贪污等系列社会问题。而是说，这些问题的普遍性和深入性，意味着解决他们依然要靠发展，而发展需要时间。未来我们还将与这些问题共存，正如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们，将不得不与一种名为“新冠”的，新出现且不分季节易于传染的感冒共存一样。

还记得禽流感、人流感吗？曾经我上初中的时候，全社会如临大敌，严防输入。现在提起它们的“高致病性”都不能引起什么水花。

对于普通人而言，要认识到群众往往是逐利自私和现实的。今天严格防疫，它们会抱怨收入减少，经济困难。明天放开了就会臭骂医疗挤兑，感染新冠害得上不了班。而且两拨怨恨往往是同一批人发出的。无论之前做得多么好，只要某一天，某一件事做的不够好，就会立刻遭到群众的辱骂和刁难。所以别说媒体如何如何，民主的主体，投票的来源——群众，都可以自己打自己的脸，对既往的言论和行为不负责任甚至不留记忆，深受外界因素和自身情绪的影响，换言之所有人的“合订本”都是一本笑话书。那么当这些人参政议政，对国家大事做出决定时，会带来什么后果？往远了说，英国脱欧，美国选出了川普。可见，民主显然不一定是最好的政治制度。

对于战略家而言，疫情已经透露出，中国作为一个高度驯化，服从公信力的社会，面对大规模群体性风险的最长忍受期是三年。时间再长，政治操盘力强如共产党也会超出极限。这种大风险，既可以是核战争或生化武器背景下，社会的重建与恢复能力，也可以是在重大地缘风波后遭遇西方强烈封锁制裁，比如解放台湾。

巧合的是1989年到1992年也恰好是三年，长者在该年抓住了数个历史机遇，仅半年内就完成了中韩、中以建交，天皇访华，与前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召开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改革扭转颓势（加快发展大胆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同时规避美西方“乘胜追击”全面经济渗透）等手段，赶在反华的克林顿政府上台前就缓解了西方制裁的压力，使得中国经济获得了创纪录的增长速度。

一旦发兵直扑台湾，战事多久才能解决？一旦战事结束，属于中国的解套良机从何而来？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正如大象无法躲在小树后面，今日中国体量之大，机会只能自己创造，鸡蛋上长袖善舞的外交技巧，终究要靠绝对实力补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