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新郑三中的刘老师上完网课后，独自倒在了家里，两天后被发现并确认因心梗去世。11月2日早，刘老师的遗体被火化。

我的感触是：我们的社会管理，处在一种滞后状态。也就是说，事情已经发生，常态已经改变的时候，管理模式和手段仍然没变，不肯适应新的需求，反而是被管理者自担代价。很多需要找补的，甚至要走在前面的，起到保护和预防作用的制度和机制建设，反而成为新的风险源。

就好像我们花钱伺候着一个难缠的主，它却一副爱用不用的样子。

例如网课爆破事件。全国各地的地痞流氓、闲散人员都在网上全天候聚集，高密度释放恶意，而每个学校、每个班级都有无事生非、心怀不轨的货色，两者一拍即合，足以让最歇斯底里、最莫名其妙的恶意充斥在课堂中。在网络教学上，课堂不再是具象的一间教室和40套桌椅板凳，而是一个由屏幕分隔，由网络连接，在服务器支撑下运行的虚拟空间。实体的课堂，能获得学校围墙、保安和探头的防护、监视，虚拟的课堂，也应该具备相应的防卫措施，以避免无关人员扰乱秩序。

请问，本应该保护学生、保护老师和课堂的线上防御机制，可曾出现过？疫情已经持续了三年，不是三个月也不是三个星期，难道全国亿万学生的在线课堂，都是任由恶意淹没，任由荒唐践踏的，毫不设防的一片白地？

难道只有害死了人，见了血，才能推动进步和完善吗？只有被保护的人收了不可逆的损伤，防御机制才能亡羊补牢吗？制度的设计者、执行者到底在做什么？校领导、系领导、教育部门的领导们，是不是真的如同我最恶意的揣测一样，只负责开会讨论、念稿读稿、满嘴高调、空话连篇，把压力层层传导到基层教师和学生身上，风险自担、责任自担，出了成绩就是“指挥有方”的功劳？

你们事先难道就没想过安全问题？你们在事发时采取了那些应急措施？你们在事后打算怎样补救？不会吧？不会真的一点都没做到吧？

你们作为组织的领袖，团队的管理者，到底履行了哪些责任？为学生和老师排除了哪些困难？这不是懂不懂技术的问题——毕竟不懂技术可以把工作交给懂技术的人，这是官僚主义，老爷思维，懒政怠政。

事实上，挽回刘老师的性命，并不是什么难事。开网课之前，学校出面给教师们统一培训软件使用，老教师实在不会操作，学校就把会议室权限交给班长，或者家长委员会，安排家长轮班负责，既保证了家长知情权还能连带监督学生。会议室限定总人数和密码，特别是管理员邀请入会制，再加上全员静音、禁止视频，除教师之外禁止屏幕共享，回答问题需要开麦则管理员审核。不就完了？

就算出现了爆破事件，懂得什么叫固定证据吗？懂得什么叫报警吗？知道寻衅滋事是可以入刑的吗？知道辱骂他人可以行政拘留吗？知道公开场合散播恐怖信息、播放淫秽录像是涉嫌犯罪吗？知道刑法有一条“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吗？学校能不能出面报警呢？打个110就行。学校能不能动员家长报警呢？一句话的事。

如此简单的问题，三年间竟然迟迟得不到解决。真是令人叹息。

这个世界不缺少恶，尤其不缺少莫名其妙、极尽张扬的恶，可以说每个人都被恶毒包围，而有的人就是以伤害他人为乐。但这不是上位者们、定规者们拒绝执行保护义务的理由。制度固然不会消灭所有的恶，但制度可以把恶隔绝开来，让它不至于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那些肉食者们，应该对得起每一个公民让渡的部分权利，让公权力这个“必要的恶”，彰显其必要性，而不是只把恶的一面留给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