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乌军收复东部重镇红利曼，无论俄方怎么解释，内部已经吵作一团。2日，车臣共和国总统卡德罗夫在社交媒体上怒斥：俄国防军作战不力是俄军惨败的主要原因，中部军区司令拉宾上将“平庸无能”，应该被降为二等兵。卡德罗夫同时指责俄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有“任人唯亲”的嫌疑。

当天，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兵公司总裁、俄总统亲信叶夫根尼·普里戈津对上述观点表示赞同：“是该让那些国防军的家伙们清醒一些了！”——瓦格纳公司获得了俄政府特许，可以在监狱中征召犯人上前线折抵刑期。

红利曼战役早在9月上旬就发起，而面对乌军攻势，俄国防军孤立无援，而普沙皇的私军——车臣部队自俄乌战争开始就以作秀为主，最危险的战场几乎见不到他们。瓦格纳的雇佣军也一直保存实力，见死不救。为此，俄国防部也在同一天驳斥称：卡德罗夫的发言是“极不负责任的”。“如果说有责任，那也是战场上所有人的责任”。

我突然联想起一段俄国史。1914年8月17日，俄军第一和第二集团军攻入东普鲁士，直取首府柯尼斯堡，坦能堡战役爆发。然而，当天的马祖里湖战役，数量处于绝对劣势的德军发起突然攻势，俄军惨败，战死13万人，被俘14万人。这是因为，沙俄两大集团军的将领莱宁坎普和萨姆索诺夫是死敌，在沙皇尼古拉二世面前争宠无所不用其极。战前，德军中将霍夫曼在奉天火车站亲眼所见，两位俄国将军一言不合，在站台上大打出手，互扇耳光，若非随行副官拉架，二人非要拔枪火并不可。德军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推测两个集团军之间不会相互援救，更不会协同作战，事实果然如此。德国报纸耻笑称：“这帮俄国佬，甚至不会协调自己的左右手。”

无论俄军战败到底与指挥不当有何种关系，也无论军事部署出现了怎样的问题，俄军高级军官内部的相互讨伐，甚至不可思议地以下克上、口出狂言，遍览史册实属罕见。这是为什么？这恰恰是俄军内部最大且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建制混乱。

俄罗斯军事改革屡次失败，武装力量派系林立，仅地面部队就包括陆军、边防军、空军部队、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近卫军等多股武装，归属俄国防部统一指挥。但是在乌东战场上，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的民兵（地方团练+民团），以及各个俄联邦共和国正在组建的志愿军，就都不受俄国防部统一指挥。车臣军队和瓦格纳公司的军队更是“编外”武装（只效忠于普沙皇的亲卫队、御林军）。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文官系统与长期执政的强人的矛盾，后者上台之初，塑造新的效忠于自己的利益集团对抗旧的既得利益群体（回顾普沙皇执政以来的各种政策），以加强对局势的控制，假以时日屠龙者变成恶龙。

这样混乱的编制，打顺风仗时都好说，雇佣兵、军阀和私人武装冲得比谁都积极，一旦战事不利，需要承担相互援救、掩护撤退的，流血不讨好的军事任务时，它们就会各怀鬼胎、消极应付、保存实力，要么拒绝执行命令，无故撤退，要么装模作样执行，一触即溃。友军？没有友军，只有利益，战时不相互使绊子，战后不相互甩锅已是仁至义尽。历史一再表明，私兵保存自身实力的本能，凌驾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之上。罗马帝国晚期的日耳曼蛮族近卫军、东罗马帝国末期的瓦兰吉卫队和西班牙边民、14~18世纪的瑞士雇佣军“自由连”、东汉末年的豪强割据、唐朝中晚期的节度使、明末的将帅亲兵、清末的湘军淮军、民国的北洋军阀，无不如此。当然，美国也有高度资本化的军事雇佣公司，比如驻扎海外的“空中搜索公司”、“职业军人储备公司”、“黑水安全咨询公司”等私人军事公司（PMC）。美国防部每年向私营军事公司支付300多亿美元，占年度军费开支的8%。

现在俄国也出现了一样的情况，而且战场越失利，就越指望私兵抗住，编外私兵与体制内国防军的矛盾就越大。所幸尚有一个强大的沙皇作为高压锅盖，让他们有一个效忠的对象。若是一场大病或一次意外，那么这些私兵连装都不必装，枪口朝内一呼百应，才是大帝国末年的噩梦之始。

俄国正在加速军阀化，武装力量逐渐依赖于最高领袖的个人魅力和与将领的私密关系而调动，而非依赖于成熟稳健的军事体制——假以时日，这些武装必将吞噬帝国本身。对比之下，伟人推动的中国军队三湾改编是多么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