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纽约市卫生部门表示在该市废水中发现了脊髓灰质炎病毒（俗称小儿麻痹症），卫生部门警告，病毒可能已经在当地开始传播。

这里补充一点知识：小儿麻痹症这一在中国都几乎绝迹的疾病，为何在美国仍然肆虐？美国人为什么不信任、不接种疫传染病苗？

其一，美国有丰富的，在未征求本国公民同意的情况下，大规模公共人体试验的黑历史。

1932年，美国公共卫生体系（PHS）性感染疾病部门着手开展“塔斯基吉研究”（Tuskegee Study），即活体梅毒实验。基于严重的种族歧视，PHS只将黑人作为实验对象，并用“坏血病”（Bad Blood）掩盖黑人受试者感染梅毒的事实。“塔斯基吉”研究组打着“治疗”的旗号，却从未给予受试者任何有效治疗——只为把受试者当做“培养皿”，搜集梅毒感染人体的各种实验数据。最终，“塔斯基吉研究”致使399名实验对象死去，更多受试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了梅毒。直到二战征兵时，真相才败露。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全球媒体面前向当年的受试者道歉：“对美国政府而言，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是极其屈辱的一段历史。我代表美国政府向受害者们说一句‘对不起’。”当年的受试者中，仅8人见证了如此“历史性”的时刻。

曼哈顿计划期间，范德堡大学的研究人员给829名田纳西州的怀孕母亲服用了“维他命饮品”，实际上是包括放射性铁的混合物，至少四名儿童死于实验引起的癌症和白血病，部分母亲也罹患皮疹，跌损，贫血，头发、牙齿脱落、甚至癌症。弗吉尼亚医学院更是未经严重烧伤患者（多数是穷人和黑人）同意的情况下，向其注射了500微居里的磷-32，是正常剂量的50倍。1948~1954年，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研究人员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将放射性镭棒插入582名学生的鼻子里，作为对腺样体切除术的替代。

1950年9月26~27日，美国海军为模拟生物战袭击，组织“海上喷雾行动”：用数只大型气球在旧金山市区喷洒大剂量的、当时被认为无害的粘质沙雷氏菌。9月29日开始，当地医院中的11名患者出现了非常罕见的严重尿路感染，其中1名患者死亡，全市的肺炎病例也随之增加，累计感染数千人。该计划也只是美国军方在1960~1973年生物战计划中的一部分，主要的人体试验是由陆军医疗部生物战防御项目负责。

1950年，CIA启动“蓝鸟计划”（Project Bluebird），次年改名“洋蓟计划”（Project Artichoke），目的是“通过特殊审讯技术控制个人的方法”、“防止中央情报局特工招供的方法”和“非常规技术，例如醉眠和药品的攻击性使用”。仅在马里兰州的埃奇伍德兵工厂，试验人员就暗中向7000名美军士兵服用LSD，直接导致1/7的人患有各种精神疾病，严重者患抑郁症和癫痫，甚至自杀。

1953年，美国政府正式认可MKUltra计划，是CIA 统筹的人类思想控制试验，1973年才终止。该计划一度消耗了CIA全年预算的6%。1953年，MKUltra正式在精神病患者、囚犯、吸毒者和妓女身上进行试验，一位肯塔基州精神病患者被喂食LSD174天。试验范围很快扩大到中情局雇员、军人、医生、一般百姓身上，著名作家肯·克西，帮派分子詹姆斯·约瑟夫·巴尔杰等人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试验。

1950~1953年，美国在美国和加拿大的6个城市散布有毒物质，以探索化学武器的散播模式，加拿大温尼伯就被硫化镉锌污染。1963~1969年，美国陆军的船舶危险和防御计划（Project Shipboard Hazard and Defense, SHAD）涉及大规模人体试验：在船舶散播剧毒神经毒气VX、沙林，有毒物质二氧化硫、硫化镉锌和生物制剂等，又让数千名没有任何防护的美军士兵登船，检测其感染情况。

1954年，美国军方的昆虫学武器（EW）项目执行了大瘙痒行动（Operation Big Itch），向居民区投放未感染病菌的跳蚤。1955年，CIA还在佛罗里达州等地组织百日咳细菌实验，导致该州及周边各地共1000人感染百日咳，死亡人数是往年正常水平的12倍（12人）。

1956~1957年，CIA又培养了30万只伊蚊，相继展开了大蜂鸣行动（Operation Big Buzz）、空投狠击行动（Operation Drop Kick）和五月行动（Operation May Day）等，两个城镇的数百名居民感染了多种疾病，包括发烧、呼吸系统疾病、死胎、脑炎和伤寒症。军队研究人员装作公共卫生工作者，向受害者拍照和进行药物试验。

1956年，在Walter E. Fernald 州立学校中，研究人员给精神残疾儿童服用和注射放射性钙。1957年，美国在内华达州上空开启核试验，导致附近美国人甲状腺癌数量上升11000~212000例，1100人至21000人死亡。1960~1971年，美国国防部以“治疗癌症”，在病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对90多名贫穷、黑人癌症病人的全身放射实验，真实目的是测试高水平放射对人体的影响，很多人死于强烈的放射病。1963年，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辐射了232名犯人的睾丸，以确定辐射对睾丸功能的影响，导致至少有四人的子女先天畸型。

1966年，美国陆军的芽孢杆菌地铁试验更是骇人听闻：将芽孢杆菌投放到人流密集的纽约地铁隧道，以测试“纽约市地铁乘客对生物制剂秘密攻击的脆弱性”。芝加哥地铁也未能幸免。

其次，美国的反疫苗运动兴盛

1982年，记者莉娅·汤普森制作的伪纪录片《疫苗轮盘赌》中，将儿童残疾与百白破疫苗强行性联系，美国疫苗制造商为此甚至遭到集体诉讼。此片再次为反疫苗运动添砖加瓦，“共同心烦的父母”（DPT）组织应运而生，它是美国国家疫苗信息中心的前身。该组织声称百白破疫苗和乙肝疫苗导致了婴儿猝死综合症（SIDS）。1990年，Phil Donahue秀的一期节目邀请了Lisa Bonet为嘉宾，此女大谈疫苗是“外来微生物入侵”，是导致“癌症、白血病、多发性硬化症和婴儿猝死综合征”的罪魁祸首。而在在天主教徒看来，疫苗是用被“堕胎”的胚胎细胞制作出来的，这严重违反了天主教“反堕胎”的价值观。不打疫苗的他们不应该因宗教信仰被“歧视”。

家喻户晓的美女Heather Whitestone是第一位获得美国小姐头衔的残障人士。1994年，此女声称百白破疫苗使自己失聪。她的儿科医生则认为，失聪来自于她接种的脑膜炎疫苗。

在互联网时代，反疫苗人士更是无孔不入地传播反智主义，它们能与支持者直接沟通，获得支持。搜索引擎可以“净化关键词”，让反疫苗的结果直接覆盖全部搜索结果。公关团队能全天候监控舆情。反疫苗的明星们——例如表演艺术家金凯瑞、喜剧演员珍妮·麦卡锡更是效果拔群的宣传工具。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是疫苗怀疑论者，多次质疑疫苗的价值。2017年1月，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小儿子小罗伯特·肯尼迪宣布将牵头一支由特朗普召集的联邦小组，对疫苗安全性问题展开调查。美国多个州允许家长因宗教信仰拒绝为孩子接种疫苗。反疫苗人士立刻鼓吹家长在接种疫苗问题上“自由选择”。

的确，反疫苗主义是反智主义的一部分，但是，反智主义其实是对社会精英所掌握的文化霸权的反抗——随文化人怎么说，我拒不配合。因为教育和文化有阶级性，如果人民未曾从知识中受益，自然也不会尊重知识、推崇理性。可惜批判反智主义的人，只是希望反智者滚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