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17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赵立坚怒批日本“为满足阻碍中国崛起复兴的一己之私，甘愿仰人鼻息，充当美国的战略附庸，不惜背信弃义，破坏中日关系；不惜引狼入室，出卖本地区整体利益”， “这种做法令人不齿。”

我没记错的话，这是中国外交部罕见地如此严厉地批评别国的时刻，而且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那种。中日关系正在回温，但对日照打不误，更是稀奇。

话虽则么说，日本为什么甘愿仰美国之鼻息，甘愿充当美国的战略附庸？或者，美国是怎么驯服日本的？

根据福斯克的冷战文化起源说，日美关系作为美国冷战的重要一环，其形成基于美国认为“日本可以在文化和心理上被改造”。显然是文化帝国主义在二战后迅速膨胀和温情主义泛滥的直接结果——美国的自由和民主超越时空，适用于全人类。再加上日本也有意“转向”并对美国“极度崇拜与屈服”，故美国对战败的日本实行“软和平”政策。

美国历来奉行不结盟的“孤立主义”，诸如华盛顿所言：“切记头脑发热式地追求永久同盟”，杰斐逊认为“不与任何国家缔结错综复杂的同盟”。然而，二战大胜让美国一改孤立主义为“全球主义”。沃霍斯认为，冷战期间的美国在文化上推行“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因为美国相信所有人在选择时都会拥抱美国文化，美国有征服文化多样性的世界的信心”。

对于日本也是如此。战前，英美讽刺日本人是“另类人种”，战时则把日本人称为“原始人”、“儿童”和“精神病患者”。西海岸的日裔美国人集中营、几内亚战役中日军尸体头颅被做成工艺品等，都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体现。1943年5月，美国政府开始探讨如何处置战后日本，军方代表彭斯上校认为，作为文化实体的日本必须被摧毁。1944年，盖洛普的民调显示，13%的美国人倾向于彻底消灭日本人。

等到美军驻扎日本，情况迅速改变。赖肖尔写道：“美国人发现，日本人并非太平洋战场上恶习难改的狂热之徒，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纪律严明温顺，热切希望在改革、重建国家等问题上合作的人。”他还认为日本武士类似于欧洲骑士，是亚洲“最西洋化”的国家。

美国认为，日本走向战争的原因不是血统、文化、历史或人种，而是日本政府的社会统治和思想教化，看到了把日本改造为“小美国”（little America）的可能性。麦克阿瑟怀揣着“救世主似的激情”，以“基督将军”的名号来到日本，把美国对日改造视为“领受基督使命的白人拯救东方社会”，“人民就会相信，民主就会落地生根”。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国务卿艾奇逊、杜勒斯和外交家乔治凯南等，他们认为战后日本“精神真空”，可塑性极强。美国不仅能改变日本社会的法律、政治制度等“硬件”，还能改变日本人的思考模式和行为方式等“软件”。

很快，随着对日本的观感的转变，美国民意也出现了变化。1942年，美国主流舆论认为天皇制度是日本民主自由的威胁，主张废除天皇，对日施以严厉军事管制。然而1943年，美国人开始倾向于保留日本君主制。1944~1945年，美国前驻日大使格鲁等知日派人士公开提出保留天皇制。1943年6月，63%的受访者认为日本“穷兵黩武”，但1946年7月，该数字下降至37%。

日本学者研究认为，战时美国对日恐惧、厌恶的消失的原因，是日本很好地扮演了“失败者”的角色，充分满足了美国作为胜利者的期待。

一个是美国帮助“弱者”（underdog）的膨胀过头的温情主义，一个是日本“事大主义”和依赖强者的传统文化，美日实力悬殊的父子关系就这么确定了。

美军驻扎日本后，艾奇逊仔细研究了日本三大主流媒体，认为日本社会认同“为推动民主有必要采取革命性变革”。1946年1月8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制定“重新定位日本”的文件，附录B认为日本人“有屈从权威的习惯”、“崇拜天皇”、“排外而不失对外国巨大成就和知识的崇拜”。因此，美国“没有必要重置日本文化，建议利用日本人的特有观念创造符合民主、公平交易基本原则的思想态度”，使其认为“政治性重构是日本本土的观念”。

2月21日，该计划提交给远东委员会。日本学者松田武认为：“以民主化和非军事化为中心的战后美国对日占领政策是美国世界秩序构想在外交领域的体现之一，是美国人使命感和努力的体现。”

日本文化有个“转向”的特质。竹内好等人把日本文化称为“转向型”文化，即出现强者和优势文化时，日本文化会迅速转向。竹内好同时认为，“转向”来自日本浓厚的“优等生”意识：不能输给别人，哪怕只是一步也要争取领先。换言之，日本崇拜和屈服于强者的目的是为了成为并超越强者。

除日本外，从没有任何文化，能在“彻底自我否定”和“绝对自我表扬”之间迅速切换。战败后，日本社会陷入混乱和迷茫，不惜“文化自虐”：日本文化是“劣等的”，欧美是先进文化的“模板”。支配旧日本的体系远不如“民主主义日本”，美国民主打开了“日本社会专制体制的缺口”。

日本对美国文化的盲目崇拜，以至于让美国人都有些惊讶。赖肖尔说：“日本人经常表现得极端滑稽。对不明事理的美国人的话奉若神明，即便其发言错误到毫无理性，日本人也要归咎于自己理解错误。”因此，战后日本自视为“听话的失败者”，乞求美国“宽大处理”。麦克阿瑟的宪法改革、约瑟夫·道奇的经济干预，甚至还有美国要求长期驻军的粗暴要求，日本几乎不肯反抗。

具体政策方面，日本也迎合美国，洞悉其“遏制日本行使武力、压制日本经济优势”的意图，自我标榜为“东方的瑞士”，打造和平形象。美占早期，日本首相的施政演说无一例外不强调“文化国家”。等到美国开始扶植日本经济时，日本迅速圆场称“经济重建是文化建设的前提”，日本战后重建的根本指导原则瞬间从“文化立国”改为“经济立国”。

赖肖尔认为：“美军占领日本之前，从没有任何世界大国对另一大国军事占领，能让胜者满意的同时，能让被征服者容忍。”

文化上，美国开始对日本输出大量美式文化，推广“美国式生活”。正如美国务院国际人员交流部长科里根所言：如果“缺乏对对方文化深层次的理解”，那么军事、政治、经济合作关系则无法承受危机的冲击而走向崩溃。洛克菲勒三世也认为，文化问题比政治、经济同等重要甚至更加优先，日本是否真心追随美国也取决于日本对美文化认知。

美国首先解除了日本的“精神武装”，即去军国主义、去极端民族主义。向日本人提供了解“美国及其他民主国家的历史、制度和文化及其成果的机会”还对此予以奖励，使其认同美国文化价值观。1946年，三部门协调制定的文件认为，对日本人的教育必须拓展至对日本整体的再教育，通过各种可能途径出击日本人心灵深处。“教育方法和媒介应该是说服性而非说教性，确保大多数日本人产生共鸣”。1953年4月，杜勒斯对驻日美国新闻处发文称，美国对日文化活动的目标是“推动基于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进步”。

1948~1952年，美国教育专家领导的日本教育指导协议会培训了9000余名日本教育精英。1949~1953年，美国以“占领救济金留学生”计划，聘请了1095名日本研究者和学生赴美留学。根据日本外务省文化事务部的数据，1951~1970年，美国政府和民间对日文化事业的支出多达120亿日元，尤以福特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为主，两者在1945~1975年资助了1.34亿美元。故上世纪50和60年代的美日关系分别得名“洛克菲勒时代”和“福特时代”。

1961年，根据美国“和平部队”计划，要向日本全国高中派遣100名英文教师，遭到日本文部省拒绝，理由是违反文化平等交流的“池田-肯尼迪精神。

1953年，美国新闻署设立之初，海外雇员中，日本籍雇员数量仅次于德国和奥地利，位居世界第三。整个50年代，美国在日本设立了14个文化中心，传播美国文化，日本仅在纽约有一个“信息文化中心”。日本文部省调查局国际课的《日美文化交流实态》和日美学者合著的《日美文化、教育交流的十年：1952~1961》中都指出了美国文化对日本压倒性输出的不平等。

松田武认为，“由于日美之间无可争辩的非对称性和不均衡的力量对比，很显然，美国对日文化输出在量上的倾斜，文化灌输的事实不言自明。”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美国总是命令日本按照美国的喜好改变其社会和文化，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的行为。”约翰·道尔认为，美国文化政策官员的合理性，也是建立在“类似人种主义的文化性傲慢和自我认识不足”的基础上。

50年代是美国对日文化外交最活跃的时代，美国对日本的定位不是“平等的伙伴”，而是“顺从的小伙伴”（Yes Man）。

1956年，日本《经济白皮书》宣称“战后已然结束”，宣示着日本经济完成复兴转向高速增长。日本人的文化自我肯定愈发强烈。然而，亲美著称的岸信介内阁时期却爆发反美浪潮——文化“纯粹化”运动等，证明这一切是高度文化自信的美国的痴心妄想。事实上，日本仰慕的并非美国引以为傲的文化价值观，而是美国强大的物质文明。诸如，占领救济金留学生的首要就读专业是科学技术、工业等。松田武认为，民主主义在日本堕落成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

青木保认为，日本虽然是亚洲最美国化的国家，甚于菲律宾，但都是表象的，日本文化的连续性和持续性并未改变。美国国务院也认为，民主主义并未根植日本社会，只停留在表象。松田武把伯顿和南原繁口中的“外美内日”形容为“肤浅的民主”（shallow democracy）

1951年，美军心理战本部（PSB）在“对日心理战计划”和“对于日本人态度的分析”指出，对日文化工作必须考虑日本人的民族感情、宗教信仰和习惯，特别警惕“低人一等的态度”会让亚洲国家相信共产主义国家的说辞：美帝国主义“本质上不会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与东方民族打交道”。

正如拉夫博认为：“美国绝非单纯传播美国民主自由的福音，而是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需求。”

此后，日美同盟从美国构想的以美国文化价值观为基础转变为美日文化价值观并存的“平等伙伴关系”。这也意味着同盟之间没有共通的身份认同基础。这被亨廷顿认为是美日关系最大的障碍。换言之，所谓美日同盟是构建在现实利益考量妥协基础上而缺乏身份认同基础的“想象的同盟”。

所谓日美同盟，从诞生起就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工具，如今其“祸乱地区和平稳定的真面目”必然被世人看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