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湖北省荆州市某大代表、荆州市婚姻家庭法学会会长、长某江大学法学院院长李某成教授接受采访，他要求年轻人尽快形成“不婚不育是误区，优生优育是责任”的共识以提高生育率。

我突然想到托马斯.索维尔的话：当错误的代价是由别人承担时，犯错是很容易的，坚持错误也很容易。

访谈内容散发着一股异味：“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大学生也很容易受到西方一些不良婚育观的影响。”别说是区区代表，谁有资格把西方一棍子打死？谁有资格当群众的教师爷？好坏你说了算？群众没有思想吗，不会自我判断吗？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史观，告诉我们：要分析西方思潮的源头和社会背景，空中楼阁一样的幻想不可能在任何社会盛行，并被其他国家接纳。中国能有不婚不育倾向，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生育子女从投资发展为高额消费，而现代化、原子化社会的副作用就是生育率下降，目前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论财力，新加坡、瑞典、挪威不比中国富庶？新加坡的李光耀开启组屋计划，降低年轻人住房压力，不起作用。北欧社会福利非常好，但白人生育率也不高。无奈，新加坡从印尼、马来、菲律宾引入外来劳动力，第一代生完，第二代移民又不生了。

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很正常，不下降才奇怪。但问题出在为什么下降的那么快。出生率仅用五年（2016~2021）从13‰下降到7.5‰。出生人口比任泽平的报告提前九年下降至1100万。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数据为763.6万对，连续5年下降，较4年前降幅达27.9%，创下1986年以来的新低。2021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062万，较4年前降幅高达38.4%。要想阻止暴跌，中国的福利制度不能继续滞后，疫情补贴、住房保障、医疗保险要健全完善吧。

当我看到这则新闻时，我开始质疑李代表的脑力。即使放开三胎，计划生育依然是我国的法定国策，翻开初中生物课本，“优生优育”难道不就指的是“少生孩子”吗？不婚不育不就是极致的优生优育吗？

既然要催生，那就要利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毫无作用的。革命情怀、伟大理想在个人生活中斗不过柴米油盐。情绪不是奶粉钱，讲理不能交学费，真到了孩子生下来，那些七嘴八舌普及“生孩好”、“人生必经阶段”的七大姑八大姨和街道办干部，立刻转一副嘴脸——你的孩子你来管。相信我，他们在生育前有多苦口婆心，生育后就有多袖手旁观。慷他人之慨是最轻松的。亲戚也好，“代表”也罢，无不是下定我的决心，不怕你的牺牲，你来排除万难，争取我的胜利。成本、责任你承担，收益、权利我行使。现在年轻人不傻，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不解决男女生育权问题，不解决不良婚姻风气，谁给你生？计划生育还是基本国策呢，全国各级各地计生办还挂牌办公呢，我不想生。

现在的情形，生了之后只有一种结果：街道办完成了指标，老一辈子孙兴旺，代表履行了三胎政策，宣传口成功刺激了生育，都赢麻了，只有青年父母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随着经济发展，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必有一战，任何社会制度都是如此。中国如果处理不好，就意味着年轻人更加反感被集体绑架，自觉疏远宏大叙事。大多数人宁可削减自身大多数欲望（四抛青年），也要自洽且不打扰别人地活着。我们合法地活着，你总不能不满意吧。难不成你们出台一份红头文件——《人口限跌令》，不婚不育者入狱，同婚者死立执？

李代表，我不知道你代表的是谁，但肯定不是我们这类群众。我们成天加班996没空搞对象，你们不管；一家六个钱包养不起一套房子阻碍结婚，你们不管；小孩子辅导班不断不能输在起跑线，你们不管；娱乐节目低俗劣质，游戏审查严苛到血浆都是绿色，字幕“杀”、“死”都要打码。现在生育率下降了，要我们生孩子的时候，想起来青年要履行责任了？！玩命折腾我们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话呢？犁完田就配种，生产队的牛马都不敢这么累。我无法接受一个无辜的生命降临世界，就要承受比我还重的压力，被一群人盘剥，所以我不想结婚、生育。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长大后，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生我的时候，你征求我的同意了吗？你为什么要让我来这个世界受苦？

谈生育责任也行。你们先富的带动后富的责任履行了吗？稳定物价房价、保障就业、严格执行《劳动法》、提高教育质量，改善食品安全的责任履行了吗？你们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只负责岁月静好，我们替你们负重前行吗？

这种没逻辑的建议，我回过头来一琢磨，就明白了：我不是受众。这番话不是给育龄人口说的，而是向体制内说的，特别是向上级展示自己正在落实“群众路线”，邀功请赏的。但这种欺下瞒上的话术似乎很吃香，就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