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 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于夜间袭击了尼西北部卡杜纳州一学院，意欲绑架校工和学生。目前，已有180人获救，仍有至少30名学生下落不明。这已经是半个月以来，尼日利亚第二次出现学生被绑事件。

2月26日，尼日利亚西北部扎姆法拉州一所公办女子中学遭一伙不明身份武装分子的袭击，共有317名学生被绑架。总统布哈里于当晚通过其发唁人、媒体与和宣传高级特别助理加尔巴·谢胡警告绑匪及其捐助者：绑架学生是“不人道且完全不可接受的”，尼政府不会屈服于绑匪的敲诈。

尼日利亚为何频发学生被绑事件，成为“博科圣地”等恐怖组织的温床？先看看尼日利亚存在的几大顽疾，首先是高度复杂的民族问题。

1960年，尼日利亚脱离殖民统治而独立。境内有250多个族群（或部族），521种语言，最大的豪萨族主要分布在西北部，仅占总人口29％，且在喀麦隆、尼日尔和乍得等国也有分布，存在跨界流动的安全风险；第二大民族约鲁巴族（Yoruba）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占21%；分布在东部的伊博族（Igbo）占18%。人数在百万以上的族群还包括伊比奥人（Ibibio）、卡努里人（Kanuri）、蒂夫人（Tiv）、伊贾人（Ijaw）等。

自1960年10月摆脱殖民统治后，尼日利亚至今未能整合国家认同，反而形成了“三族鼎立，豪萨独大”的局势，不同族群之间围绕文化、宗教、历史和利益分配矛盾而冲突不断。卡努里人与豪萨人的矛盾最早可以追溯至12~13世纪的博尔努帝国，后者从属于前者。19世纪伊斯兰回潮，后者又强于前者，前者从名门望族沦落为少数民族。如今，卡努里人居住的东北部正被边缘化，自治权力被逐渐剥夺，矛盾更深。卡努里人也成为博科圣地的兵源之一。

西方人设计的政体和民主制度并不适合尼日利亚的国情，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从“沙聚之国”到“向心之国”的转变。独立之初，纳姆迪·阿齐克韦（Nnamdi Azikiwe）领导的尼日利亚国民议会（National Council for Nigeria Citizens, NCNC）、艾哈迈德·贝洛（Ahmed Bello）与塔法瓦·巴勒瓦（Tarawa Balewa）领导的北方人民大会党（Northern Peoples Congress, NPC）、奥巴费米·阿沃罗沃（Obafemi Awolowo）领导的行动派（Action Group, AG）三足鼎立。三个党派都极具族群主义和地区主义，靠拉拢区域内的少数族群政党相继执政，公然结党营私，导致地区、族群和党派的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国家没有凝聚力，政府丧失公信力。

1966年1月，伊格博人为主的军方派别推翻首届文官政府，政府内的豪萨人和约鲁巴人被残酷杀害。上台的约翰逊·阿吉伊·伊龙西（Johnson Aguiyi-Ironsi）政府不足半年就被豪萨族军人击毙，豪萨人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屠杀伊格博人以泄愤，新政府颁布“建州计划”削弱伊格博人在东部的主导地位。1967年，在奥朱古（Odumegwu Okukwu）带领下，伊格博人发动比夫拉内战（Biafra War），三年后战败，100多万人死亡，国家几乎报废。

比夫拉内战带来深远的影响。中央政府着手弱化军队中的族群身份，意图缓和族群矛盾。地方政府则强化保护主义乃至分离主义，支持族群色彩严重的准军事民兵。约鲁巴人的奥杜瓦人民代表大会（OPC）是最强大的民兵组织。东南部的实现比夫拉主权国（Movement for the Actualization of the Sovereign State of Biafra, MASSOB）是最强大的分离主义组织。

其二，尼日利亚是全世界宗教问题最复杂的国家之一，是被宗教“撕裂的国家”，连带着政局和社会治安极不稳定。目前，南方民众主要信奉基督教（34%），北方民众主要信奉伊斯兰教（47%），其他地区信仰土著宗教（18%）。

这一格局的形成，起源于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在拉各斯（Lagos）建立首个殖民地，又在1891年建立殖民机构“油河保护领”（Protectorate of the Oil Rivers）。1903年，英国击败索科托哈里发国，由南向北征服了尼日利亚全境。英国在南部推广基督教以替代传统宗教，保留了北部的伊斯兰教，以实现“分而治之”、“间接统治”。由此，尼日利亚陷入严峻的南北宗教对立局势。

穆斯林的历史长，人口多，政治优越感强。每次都在选举中占尽优势，穆斯林政党长期执政。基督教徒十分猜忌。1970年，内战结束，军政府上台，伊斯兰化明显。穆斯林认为“世俗教育导致腐败，世俗化导致道德败坏，是基督教瓦解伊斯兰的阴谋”，反对现代文明。

因此，1979年宪法虽然规定了尼日利亚世俗国家的身份，但伊斯兰教法却写入宪法，与现代法律、传统习惯法并称尼日利亚三大法律体系，而且联邦各州也有部分立法权。一个国家三套法律，就问服不服。直到2011年，尼日利亚才颁布《反恐法》，手段温和但并不有效。让伊斯兰政党颁布法律严惩极端派的伊斯兰兄弟？你觉得呢？

1960~1999年，尼日利亚政局极不稳定，7次成功政变，3次未遂政变，总统人选多是穆斯林，南方基督教徒自然不满。1994年，阿巴查领导的尼日利亚制宪委员会首次提出“分区制”与“总统轮换制”，即未来总统、副总统等轮流从东北、西北、西南、东南、中部、南部六大选区中产生。一旦实现，意味着尼日利亚可以有规律地产生信仰基督教的领导人。

1999年，赞法拉州（Zamfara）州长艾哈迈德·耶里马（Ahmed Sani Yerima）宣布在本州实施沙里亚法，设立伊斯兰法庭，培养伊斯兰法官，并于次年颁布伊斯兰刑法典。原因之一是统一北方穆斯林政治力量，与南方基督教对抗。

北方伊斯兰教领袖阿布巴卡尔·古米（Abubakar Gumi）威胁称：一旦非穆斯林领导人上台，国家只能分裂。2003年，基督教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谋求连任，反对派质疑选举结果被操纵，北方穆斯林立刻掀起武装冲突。

1987~2004 年，卡杜纳州（Kaduna）的卡凡查（Kafanchan）与赞贡-卡塔夫（Zangon-Kataf）、高原州（Plateau）首府乔斯（Jos）、包奇州（Bauchi）境内的塔法瓦·巴勒瓦市等地爆发局部战斗，“土著居民”与“外来定居者”互有死伤。卡杜纳南部与高原州恰好是宗教、族群分界的“中间地带”，冲突最为严重。

可见，对抗不仅是政治的，更是武装的。不仅是基于宗教，更是争夺生存空间。还不仅是联邦政府权力，还涉及对基层政府控制权的争夺。穆斯林长期控制的国家权力被基督教徒稀释，认为政府包庇“惹是生非”的基督教徒。

随着跨国媒体的发展，历次中东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非穆斯林世界对穆斯林的冲突，以及西方媒体羞辱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等，都让尼日利亚穆斯林形成正被西方基督教围攻的错觉，前所未有的“泛伊斯兰团结”（Pan-Islamic Solidarity）被点燃。

极端原教旨思想迅速蔓延，温和派遭到挤压。1980年12月，军事化的极端派组织麦塔特斯尼与卡诺州警察剧烈冲突，导致头目马尔瓦在内的4~6千人死亡。1982年再次暴动导致3000人死亡，1984年在阿达马瓦州暴动制造上千人死亡。2004年该组织才逐渐消失，“博科圣地”取而代之。

其三，尼日利亚的各地区发展不均，地区间矛盾十分深刻。独立之初，北方热带草原以畜牧渔业为主，南方热带雨林以农渔业为主。北方发展程度长期落后于南方。2007 年，牛津大学的研究显示，尼日利亚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的歧视性分配”，这是照搬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

1969年，尼日利亚颁布《石油法》（The Petroleum Act），将油气收入划归联邦政府，地方油气税从100%下调至80年代的1.5%，还免除了油气公司的环保义务。联邦政府的“石油矿物产区发展委员会”（OMPADEC）与“尼日尔三角洲发展委员会”（NDDC）贪腐严重，反而让产出价值6000亿石油的三角洲产油区沦为最贫困地区。

如今，三角洲地区贫困率高达74.8%，73%的家庭缺少安全用水，70%家庭用电不足。基本医疗覆盖率仅为2%，人均寿命46.8 岁，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高达20%。该地主体民族戈尼人（Ogoni）大为不满，与袒护石油公司的军警频繁冲突，成为博科圣地的兵源地之一。

1990年，少数民族蒂夫人军官吉迪恩·奥尔卡尔（Gideon Orkar）少校率军发动政变，以中部地带和尼日尔三角洲“边缘化的、被压迫的、受奴役的人民”的名义，试图推翻豪萨人主政的巴班吉达军政府。政变失败。

60年代起，尼日利亚进入高速城市化发展阶段，北方的若干城市人口暴涨，基建却没跟上，迈杜古里市人口在10年内增长8倍（1910年），但1964年才通上火车，90年代人口又比1910年增长8.5倍。涌入城市的农村人中，只有3.3%有专业技能。高失业率、高失学率、高犯罪率等问题接踵而至。女孩接受教育的比例不足男孩的一半，大量儿童从小浸淫在保守的伊斯兰文化中。博尔诺州奇博克镇72%的小学适龄儿童从未去过学校。如此种种，成为“博科圣地”滋生的土壤和政敌攻击政府治理无力的借口。

其四，尼日利亚腐败问题极其严重。军队发动政变的理由多是“消除腐败”，但是新上台的军政府更腐败，文官政府也是一丘之貉。下到一般职员，上到高级官员，尼日利亚的贪腐无处不在。警方为维护治安成立的“反抢劫部门”SARS竟打家劫舍，无恶不作，民众自发组织名为终止SARS（End SARS）的游行。穆罕默德军政府时期，不得不让1.1万名涉腐官员强行退休。

1993年，阿巴查政府利用总统职权榨油石油出口收入，挪用国有石油企业资金，公然收取市政招标贿赂。其任内非法所得多达40亿美元，占尼日利亚一年GDP的2~3%。1999年5月，奥巴桑乔政府大力推动反腐败。2005年，尼日利亚参议长、劳工部长、住房部长、警察总监、州长等一大批高官相继落马。2006 年，有统计称，自独立以来尼日利亚因腐败损失高达 3800 亿美元。

其五，尼日利亚的经济形势太差。1962~1968 年，1970~1974 年，1975~1980 年和1981~1985年，尼日利亚制定了4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20世纪70年代末，尼日利亚成为世界第13富有的国家，非洲地区强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GDP年均增长率达8%。但是，该国经济严重依赖石油。1970年，石油收入占GDP的27%，石油占出口份额的57.3%。1999年高达76.3%，出口份额高达98.4%。2007~2012年尼日利亚累计吸收450.3亿美元外资，但70%以上集中于石油业。

70~90年代，国际油价每次波动，都会导致外汇危机，尼日利亚陷入“资源诅咒”的荷兰病。石油产业的发展导致农业和制造业萎缩：农产品出口份额从顶峰的85%下降至70年代的不足5%，58%耕地无人利用；制造业份额从1981年的33.6%下降到1999年的9.1%。粮食无法自给，工人纷纷失业，民众迅速贫困。

1985~1999年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SAP）让该国的农业增长率上调五倍自1991年的5.3%，但政府借贷多达234.5亿美元，而1991年的GDP仅为270亿美元。1988年，政府每年需偿70亿美元的债务。1993年，阿巴查放弃了结构调整计划，采取临时管理措施，反而加速经济崩溃，“非洲经济巨人”沦为“非洲经济乞丐”。

加入WTO后，尼日利亚经济一泻千里。因为该国取消了关税和对纺织、食品业的保护政策，外国廉价产品涌入市场。2000年左右，尼日利亚本土企业纷纷倒闭，仅卡诺州一地，皮革纺织、家具、塑料与食品等企业的10万工人失业，直接导致尼日利亚贫困率由2004年的55%上升至2010年的61%。

时至今日，尼日利亚人口2.06亿，文盲就有6600万，占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尼日利亚农业水平落后，饥荒四起，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南方800公里的海岸线和密布的石油资源提供了大量就业和经济发展，北方偏远地区穷的要死，博尔诺州青年文盲率高达83%。也正是极度贫困和愚昧，才让博科圣地开枝散叶。

我认为，这样的国家，已经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