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卖日本,差的卖大陆:台湾有多少跪舔日本的“凤梨王子”?
2021年03月11日 82 次浏览3月2日,绿营政论节目《郑知道了》中,“凤梨王子”杨宇帆受邀参加并配合民进党当局“卖惨”。 他大言不惭地说:“日本的要求很严格……台湾业者之间常常开玩笑说,大陆想要的凤梨只要‘看起来像凤梨就好’,把菜头(白萝卜)弄得像凤梨的外观,他们可能也会想要。”
挣了大陆的钱,还要骂大陆是个傻缺。“惠台”政策是不是一厢情愿,我不想下定论。我想谈谈,台湾人为什么对日本如此推崇,对大陆如此鄙视?哪怕是小小的凤梨,也要装出“大陆吃掉四万吨台湾凤梨,害得全世界没办法享受到”的奇谈怪论?
明代及以前,日本海贼,闽南地区帮派和台湾原住民之间进行了长期而广泛的贸易和文化交流,相互通婚十分常见。戚继光所抗的倭,大多就来自于台湾。再后来,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所借助的重要力量之一就是日本人。郑氏父子在台湾的影响力之大,以至于各级武士明知幕府婉拒借兵请求,依然纷纷请战。
而后,福建的闽南人和客家人也在清朝大量移民台湾。但是移民到台湾的大多是地痞流氓、躲债逃亡和海贼等底层群众,人员成分复杂,文化水平不高。自施琅光复台湾后,台彭知县的工作压力很大:刁民太多、自然环境恶劣。再加上清廷派驻台湾的官员多是官场失意者,工作能动性差。因而兴办学堂、招抚群众,开启民智的工作一直难以推行。
因此,在甲午战争前,台湾社会在文化上就与大陆的华夏文明有明显区别,缺乏整体认同感。虽然土著居民大多骁勇善战,但文化的凝聚力太弱。
乙未战争中,台湾居民给登岛的日军造成重大伤亡。台湾社会各个阶级都自发的组成了抗日武装:清军驻台将领刘永福、弃笔从戎的举人丘逢甲、宗族武装,部落武装,帮派武装、民族义军……日军击溃庞大的北洋舰队易如反掌,却在台湾岛上被土著民打得灰头土脸,死伤约三万人。当时的清廷内部甚至出现了撕毁马关条约的呼声。
在武士道精神和大陆政策的指引下 ,日本绝不允许在台湾问题上栽跟头。日本侵略者调集更多军队,终于在1898年控制台湾全境,随后对台湾群众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报复性屠杀。至此,有骨气、有胆识,敢于反抗侵略和殖民的台湾人基本死伤殆尽。侥幸逃生者,大多弃岛而去,或远避南洋,或返回大陆。
然而,攻打台湾消耗了日本的大量军费,再加上必要的管理费,台湾逐渐成为日本的包袱。为了强化对台湾的剥削,收获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变“包袱”为财富,日本采取了又杀又抚的殖民政策。
“杀”就是铁腕镇压。日本殖民者利用台湾岛内各宗族间的矛盾,实行有奖举报政策,凡被举报反日者,株连九族。当时的台湾百废待兴,民生凋敝,为了丰厚的赏金,很多人不惜诬告他人。于是,台湾的地下抗日组织基本消灭殆尽,即便是顽强抵抗的台湾原住民,也被残暴的日军拖垮,余部也逐渐被日本同化。日本军警在岛内实行高压政策,以残酷手段监控台湾居民,轻罪重罚,重罪当街杀头,一时人心惶惶。
“抚”就是全方位殖民奴化。1934年前,日本对日占区人民推行“皇民化运动”。“皇民”一词出自《续日本纪》第37卷的敕言:“同曰皇民,岂合如此”,本身带有强烈的侵略性。
1895年,在总督府开幕大典上,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宣称:“台湾乃是帝国的新版图,未浴皇化之恩,加上岛东部由蒙昧顽愚之藩族割据。故今日人临该土地者虽须以爱育抚孚为主,使其悦服我皇覆载之仁,但亦要恩威并行,使所在人民不得生起狎侮之心。”这是日本官方首次明确提出“皇民”教化方针。20世纪初,东乡实、伊藤四郎等提出:“以将作为中华民族的台湾人同化于日本为其根本方针。”
日本对台采取逐步蚕食的奴化方针,以“日台有别”等政策渗透、腐蚀台湾社会。1922年,第八任台湾总督田健次郎宣布,废除台日差别教育,改为日台共学的“国民学校”等“一视同仁”政策。
由此,台湾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学制均与日本相同,颁布各种“皇民教材”,作为台湾学生学习的唯一合法教科书。无论私立日语学校还是公立学校,均以日语为通用语言进行教学。教师和公务员必须学习日语,在大城市的公共场合也只能说日语。全面要求台湾人穿和服,唱日本国歌,升日本国旗,向天皇御照敬礼。
为响应“皇民奉公”运动,日本推行“寺庙清理运动”。1895~1905年,台湾道教和本土斋教遭毁灭性打击,神像被大规模销毁,宗教场所骤减1/3。日本以暴力手段推广神道教和日本佛教,在台湾各地修筑200多座“大神社”和日式佛寺、设立敬神日,允许日本僧侣、神道教神职人员自由出入台湾,强迫台湾人民奉祀神宫大麻及敬神如仪。1941年,台湾70%的居民家中供奉了739378尊日本神像。
台南厅后乡庄(今高雄市路竹区)的徐清芳长期依托斋教和“王爷”信仰宣传反日。1915年,徐清芳与一众爱国宗教人士成立“大明慈悲国”,以西来庵为中心,武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时任台湾总督安东贞美怒斥:“义和团之乱已经是十几年前清国的事情,为何今日台湾还有此类的暴动?盲从暴动者至少也该知道,迷信是不能依赖的。”
两个月后,徐清芳与教众的反抗被剿灭,1957人被捕,866人被判死刑,“西来庵事件”以失败告终。11月10日,迫于外交压力,台湾总督府以大正天皇继位为由将3/4的死刑判决改为无期。恼羞成怒的日本殖民者以此为由“清乡”,参与反日活动的村庄均遭种族屠杀,1.2万人不幸罹难。
1915~1918年,台湾总督府社寺课长的丸井圭治郎主持宗教“惯习”调查并出台 《台湾宗教调查报告》。报告认为,必须实行 “尊佛抑道”和“信仰皇化”的宗教政策。台湾佛教与大陆之间的联系被切断,逐渐向日本佛教转型。僧侣法名(冠俗家姓)、着装(日式黄衫)、礼佛仪式(日式)、戒律和各种仪轨、法器等全部改行日本佛教规范。传法和写作也必须用日文。“台湾佛教中学林”(佛教学校)和“南瀛佛教会”(宗教协会)等也成立起来,统一接受日本当局和日本佛教教团的管理。道观被全面销毁,幸存的道教场所也须伪装,供奉菩萨或佛像。
1936年,台湾总督府召开“民风作兴协议会”,建议彻底清除台湾岛内的中国本土宗教,例如“敬神等于尊皇”,各家各户必须设立神座以供奉神宫大麻等。为此,日本推行“家庭正厅改善运动”,抢夺各家各户的祖先排位并一律焚毁,宗祠也被拆除;居民家中除天照大神之外的神像也被抢走,并以“神升天”为由焚毁;禁止公开祭拜妈祖和土地山神;“历法运动”废除了汉族和原住民传统节日,禁止过春节,放鞭炮。深藏的祖先牌位和过年等民俗,直到1945年台湾光复才重见天日。
1940年,台湾总督府发布《户口规则修正条文》,鼓励身家清白的家庭改用日本姓名,涉及的主要是公务员和学校师生。称“改姓名运动”。不过,台湾人在改名时一般会带上具有地域特色的祖籍标记,保留汉语姓名的特征。即便为新生儿取名具有日本风格、按日语拼读,但也作中文。据总督府统计,截至二战结束前,改日本姓名的台湾人只占台湾总人口的2%(不足10万且集中于大城市)。
1941年,日本完全废除汉语(即台语和客家语)教育,查禁《台湾青年》、《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等“振兴汉民族观念”的进步汉文报刊,拘捕、杀害对抗奴化教育的台湾学生、教师,查封“台湾文化协会”。推出“台语假名”和“客家语假名”,以日文假名来拼写汉语方言。推广“国语家庭”制度:如家中所有60岁以下者均熟练掌握日语,则在就业、结婚和上学时享有巨大优势,食物配给一律按照日本人标准,比台湾人多。不过,由于台湾各界人士对日语教育的集体抵制,1944年,日本宣布台湾的日语普及率达71%,但至少45万名公校毕业生不能自如使用日语。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抛弃了渐进的渗透行为,急于压制台湾响应大陆抗日斗争的举动,蛊惑台湾年轻人参与“大东亚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以更激烈的“皇民奉公”运动,加速对台湾的搜刮和剥削。台湾成为日军战略物资和兵力补给的重要据点。
“劳务奉公”方面,为强迫台湾学生接受军事训练,参与劳务服务,日本不惜压缩学校授业年限。台湾男子以迎娶日军遗孀为荣,当不了兵的被编组为“海外劳务奉公团”,在大陆为日军修战壕、修公路,搬运物资和弹药。淞沪会战期间就有一支由台湾人组成的后勤队伍。
台湾女学生、娼妓甚至良家妇女踊跃报名参加随军慰安妇,这与嫁给日本伤残士兵一样都是无上光荣。日军士兵的救护、军属慰问、募集资金、物资生产等,也由台湾妇女承担。
“物资奉公”方面,日本在台湾发起了“勤俭报国”、“爱国献金”、“储蓄报国”等名目繁多的奉公运动,搜刮民脂民膏。
“兵役奉公”方面,1942年初,日本陆军首次在台湾实行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役制(不同于对日本公民的征兵制),预期募集1000人,可一个月内就有42万台湾男性申请,因此对体格要求极高。请愿受募者咬破手指联名血书,落选者甚至切腹自杀。
1943年起,首批1000名台籍日军分配至东南亚的各部队中,多数都编入位于印尼的日军第48师团。战后,部分台籍日军加入苏加诺的印尼独立军,抗击企图恢复殖民统治的英、荷军队,其中,李柏青(日本名“宫原永治”)还被授予“印尼建国英雄”称号。
此后,日本海、陆军在台湾募兵愈加频繁,报名处次次水泄不通。然而,大多数台籍士兵负责运输等后勤工作,少数能成为飞行员参与作战。“神风特攻队”中的不少自杀飞机就是从台湾起飞的,其中一名台籍飞行员刘志宏(日本名“泉川正宏”),在1944年于菲律宾海域被美军击落,死后入祀日本靖国神社。
由于台湾山区的原住民熟悉丛林环境,体格健壮且热衷战斗,他们也被日军招募为“高砂义勇队”。除了第一批高砂义勇队在1942年的菲律宾战役对美作战,其余批次均被派往印尼充当侦察兵或前线部队,对抗美、澳两军,死伤率极高。1974年,在印尼摩罗泰岛的丛林中,人们发现了一个名叫史尼育唔(Suniuo,日本名“中村辉夫”,中文名“李光辉”)的台湾阿美族原住民士兵。由于部署地域偏僻,李光辉并不知道日本早已投降,故在丛林中独自生活了31年,始终没有等到上级的作战命令。
1945年1月,大势已去的日本决意拼死一搏,在台湾改行征兵制,强征兵员。日本甚至要求所有台湾学生停课一年,全心投入战争中,部分学生还被调往海外当“学徒兵”。然而,由于美军放弃了对台湾的进攻计划,日本也在半年多之后投降,故这些台湾人并未参与实际作战。
战后,26名台籍日军士兵被军事法庭审判,175名台籍日军被澳军收押。不过,日本籍士兵能获得日本政府的大量补偿金,但台籍日军的补偿几乎为零。直到现在,仍有台籍日军老兵向日本政府索赔。
军国主义日本一直鼓励群众多生育,为日本提供更多兵员。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将大量的日本流民和破产者迁到台湾。并推行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台日通婚。数十年中诞生了大量的台日混血人。他们就是今天台湾地区的主要人口构成。
殖民统治的各种政策,影响至今。日本在台湾成立的高等学府,深刻影响了今日台湾的教育和意识形态;今天台湾人的日常用语中,依然参杂大量日语词汇。拍摄动画片、绘制漫画,宣传台湾人在二战期间协助日军犯下的战争罪行,从小教育台湾儿童记住日本对台湾的恩典。效果倒是不错,目前很多台湾人还认为慰安妇都是自愿的妓女。
台湾经济的大幅发展,多仰仗于日据时期遗留下的高质量基础设施,以至于台湾农民每年都要纪念日本各级殖民官员,感谢他们在任内推行了这么多“惠民”政策。台湾地区的旅馆、便利店以辱骂大陆旅客,排斥大陆商品为营销噱头,对“中国货”充满了排斥和厌恶,与日本的贸易逆差则只增不减。大陆对电信诈骗深恶痛绝,但岛内却把这当做拖垮大陆经济的爱“国”举动,是让人赞不绝口的“正经生意”。
日据时期鼓励生育的“传统”,导致绿营的群众基础远远超过蓝营。“中华民国”虽然不是国际公认的国家,但它承认双重国籍。数百万日本人可以投票给民进党,数百万台湾人也可以投票给日本自民党。日本各财团每年给绿营民进党大量政治资助。每年给蒋介石雕像泼漆的,主动跑去给天皇贺寿的,游行示威要求日本天皇“收回”台湾的,去靖国神社祭拜亡灵的,不计其数。今天的靖国神社还有3万台湾籍日军灵位。
自九十年代至今,台湾又是“新皇民运动”,赦免日本走狗,又是鼓励海外的台独分子回国,还主动把台湾与日本捆绑,日复一日“去中国化”。“领土”不要了,“主权”不要了。为了所谓的民意,进口核辐射海产品,连台湾人的命都不要了。无论是李登辉还是绿营政客,独派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回到那个“无上光荣”的殖民时期。
然而,在日本右翼眼中,台湾永远成不了大和民族,只能是“支那人”。日据时期,在台日人就经常称呼台湾人是“清国奴”或“非国民”。长远来看,一定会有更为极端的绿营政客执掌台湾。祖国统一大业绝对不能拖延,底线也绝对不容破坏。不然,统一之后的社会治理成本会大大增加。
综上所述,台湾问题虽然是中国内政,但由日本引起,本质则是中美关系。说教无益,对台湾而言,折断的骨头是最好的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