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下午，领导人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华中科技大学胡豫委员提出公立医院必须姓“公”。领导人表示认同：“在抗疫斗争中，公立医院是中流砥柱。下一步，要继续巩固、强化、壮大公立医院，这一条是明确的。”

对于中国抗疫斗争、复工复产的伟大胜利， “这不仅是一时之运，还有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现在这一代年轻人，也在变化之中，他们的心态、思想也在改变。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也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

此番讲话，让人感慨万千。公立医院是中国平视世界的底气之一。本世纪10年代，中国公立医院曝出各种丑闻时，自由派人士大肆鼓吹公立医疗的“制度性缺陷”，十部委不得不联合发文，鼓励发展私立医院。结果呢？出了一大批以盈利为目的莆田系医院不说，抗击疫情的紧要关头，顶在前线的反而是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

2020年5月底，成立于1964年的国有徐州第三人民医院将被三胞集团收购，引起该院员工强烈反对。一所官办的三级甲等医院、国家投资多年的国有资产，居然要走“私有化”道路？真是闻所未闻。

一查才知，2014年，徐州三院就已经被三胞公司控股80%，徐州市政府仅占20%，双方联合组建徐州三胞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徐州三院改为董事会管理，成为盈利性的股份制医院。“董事长”张某洋是徐州三院院长，也是力主“私有化”的重要推手。此人目前还是四家医疗公司（总注册资本过一亿元）的法人和四家民营企业的股东。

纵观历史，私有化从来不是解决任何问题的方法，它只会制造更多问题。为了解决“腐败”、“效率低下”和“资金短缺”，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听信IMF的改革方案，让美国专家指导其走向新自由主义道路，“休克疗法”大大刺激着私有化进程。无数国有资产进入资本家的口袋，但人民的生活更加贫穷，职工待遇和工作环境更加恶劣。

资本是逐利的，但政府有救济贫民、保证人民生活质量的法定责任，两者存在冲突。若让资本完成政府的职能，看似“让贤”实则敷衍塞责。资本是靠制造和维持不公平才牟利的，它的大行其道只会加剧不公平——任何事都无法改变资本逐利的本质。

正因其逐利，资本才不会踏踏实实从零开始做医院，吸引群众口碑。直接收购国有资产才是成本最低、风险最低的途径。不过，这也是对人民最不公平，最容易激起不满的途径。

大灾大难时，私立医院有多混蛋？以中国台湾省为例。

上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富裕群体不断庞大，私立医院也发展起来。1975年，台湾第一家私立医院——长庚纪念医院在台北成立。在丰厚利润的刺激下，私人资本加大医疗产业的投资力度。

80年代，西方实行“里根-撒切尔改革”，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1982年，台湾当局实施医疗市场化改革，为私立医院一再松绑，提供各种租金、贷款、纳税、保险等方面的优惠。台湾医疗迅速向市场化、商品化的道路上发展。

台湾媒体更是疯狂炒作公立医院的各种负面丑闻：采购舞弊、管理落后、医生收钱等，民众开始反感公立医院。民意引诱完毕，台湾当局大力削减公立医院补助，要求“完全自负盈亏”。1992年，台湾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尚为258亿新台币，8年后只剩下不到10亿。台湾成功大学教授、公共卫生理事会长陈美霞讥讽公立医院“一路弃守，空有其名”。

不久，非典爆发了。2003年3月8日，54岁台商勤某被确诊为台湾首例SARS患者，台大附属医院立刻向台北市通报，市政府未予理睬，甚至以“感染率远低于香港、新加坡”为由，向媒体吹嘘“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4月中旬，台北市立和平医院突然爆发严重疫情。截至月底，共约60名员工疑似感染。4月24日，台北市政府仓皇宣布封锁和平医院，上千名医护人员和住院病人被锁在园区中，没有任何配套的隔离设施。

4月26日，台中市出现第1例死亡病例，台湾社会迅速混乱。公立医院的医生、护士超负荷工作，床位爆满，物资几近用光。台湾大学附属医院向各私立医院发出请求，希望向其转移部分病人，分担压力，竟被拒绝。

4月28日，伪“总统府”召开紧急会议，林口长庚医院院长竟表示“控制疫情是公家医院的事，与私人医院无关。”所有私立医院联合起来向当局施压，要求将病人全部集中在公立医院，以免影响生意。长庚纪念医院主任委员吴德朗嘲笑台大附院“作秀”，某私立医院挂出揽客标语：本院无“非典”患者，请安心就诊。

迫于社会压力，公立医院的医生、护士的子女们不得不停课转学，理由竟是：他们的父母接触了“非典”病人，子女也可能携带病毒。

作为一家私人医院，长庚纪念医院拥有近万张病床却拒不配合防疫工作。为什么？每张病床都是拿资本堆出来的，每位医生、护士都是公司员工。私立医院的头等大事不是治病救人而是盈利，顶头上司不是法律、制度而是董事会和股东。何况，在法律上，私立医院拒收“非典”病患，置身事外并不违法。

搞笑的是，非典疫情结束后，台当局向各医院发放经济补偿和荣誉称号，私立医院却跑得比谁都快，抢着要。

惨痛教训后，台湾医疗私有化的进程逐渐放缓。此后，岛内无数次公共卫生事件中，类似的悲剧仍在上演。这说明：私立医院只能是社会医疗体系的一种补充。无论私有化程度多高，台湾最可靠的公共卫生保障依然且只能是公立医院。

有人说，私有化程度不够才导致私立医院不肯出手。美国医疗机构的私有化程度很高，可每年流感季美国有上万人死亡，请问在庞大、昂贵又不靠谱的医疗卫生体系中，哪个美国官员真正承担责任，引咎辞职或被免职了？

即便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高度私有化的医疗制度爆出更多丑闻。

西雅图的七旬老人弗洛尔罹患新冠入院，29天的呼吸机换来一份长达181页的账单，大大小小3000个项目共计收费112万美元。须知，在“看病贵”的美国，66.5%的破产保护与医疗费有关，治疗骨折平均花费7500美元，治疗新冠2万美元起步。因此，14%的美国人会因付不起医疗费放弃治疗。纽约某医院，一名垂死挣扎的新冠患者自行拔掉了呼吸机，生前留下一句：“谁来支付我的医疗费？” 护士史密斯在日记中垂泪：“这是一个失败的国家……这令我作呕。”

未被医保覆盖的3000万美国人是悲惨的。美国为什么迟迟不建设全民医保呢？保险业和制药公司说：自由比啥都重要。美国医疗保险协会一部斥资2000万美元的宣传片称： “政府会给我们提供我们不喜欢的医疗保险方案，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他们替我们做选择，吃苦的却是我们。”

奥巴马医保艰难通过后，本计划为3000万人强制购买保险，可美国最大的医疗保险公司联合健康集团却亏损了，单个季度损失2.75亿美元。相较于该公司与苹果公司接近的市值，这些钱不多，但资本家很在乎。2016年，该公司豪掷政治献金数百万美元，向数百位国会议员合法行贿。果然，特朗普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奥巴马医改。

美国政府要求各州医院暂停非紧急手术，集中医疗资源应对疫情。各医院的利润因此减半，故紧急裁员降低成本。于是，全美大量医护人员被减薪、解雇或被迫休假。疫情爆发首月，全美43000余名医护人员被解雇，医护失业数创30年来新高。

据CNN报道：南卡罗来纳州医科大学查尔斯顿分校将从1.7万名员工中裁员900人，并要求全日制领薪员工减薪15%。田纳西州库克维尔地区医疗中心要求2400名员工中的400人“休假”，另外数百人减少工作时数。波士顿医疗中心裁员700人，约占总员工的10%。西弗吉尼亚州的两家医院共有1000名员工被迫休假。

越是急着用人的时候，美国医院裁减人员的动作反而越大。看似胡闹，实则冰冷而现实：不挣钱的手术，在私有化的医疗体制中，就是原罪。谁做谁赔钱，谁赔钱谁活不下去。

有钱能买命，没钱滚出去，不愿干就滚。这在私有化的医疗体系中完全可以接受，没有任何道德负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40000多名医务工作者义不容辞地放弃休假，从上海、广东乃至新疆、宁夏等地出动，响应号召，开赴前线，控制疫情。如此逻辑，在高度私有化的西方社会中完全不可理喻。

马克思早就说过：资本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稞稞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没有任何别的联系。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资本“没有良心”，故人民不可能信任资本，只可能信任政府、法律与制度。西方的政党代表部分大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还与人民留下了不可分割的契约与血盟。

社会主义国家所号召的为国牺牲，为民奉献，与资本的逻辑完全抵触。我们有理由怀疑，当中国医疗界走向大规模私有化之时，这种八方驰援的奉献精神是否也会随之消失？同样的，大规模私有化之后，医院的首要目的改为盈利，就诊费、挂号费、医药费会不会暴涨，甚至在急诊室站着等候都要按分钟收费？医院晚上会不会没有医生值班，救护车费会不会足以让人破产？

更进一步，私有化必然伴随医疗资源的两极分化，当优质资源紧密团结在需求较少的富人身边时，会不会导致大量医疗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进而导致更多医生护士失业，普通医院职工待遇大大下调？

公立医院私有化是一门患者吃亏、医护吃亏、人民吃亏，唯独资本家获利的买卖，凭什么要做，为什么要做？为什么信资本不信人民，信眼前不信长远？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中，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与核心只能是也必须是——为人民服务！

2001年起，人口500万的江苏宿迁在几年内实现了医疗完全私有化，全市10个县级以上的公立医院、124个乡镇公立卫生院全部改成民营。结果，民营医院的诊疗水平提升缓慢，收治、手术也专挑稳赚不赔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大病、罕见病的诊疗能力大为下降，手术台数也减少了，群众候诊、排队时间大为延长。

其中，一家药业集团斥资7000万买下宿迁某医院。在药企经营下，医院愈发值钱，政府追加至10个亿都买不回。2014年，宿迁被迫以24亿元的高昂代价成立新的公立人民医院。接受中央巡视组调查时，时任卫生局长葛志健被问及：

“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