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有网友微博发文称，川航一名飞行员曾发布不当言论。其内容主要是支持内蒙分裂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仇视汉族。对此，川航11日凌晨回应，此事属实，该名员工已被停职处理，并接受相关调查。

为了理解“蒙独”等极端民族主义言论的来源，我们要从头说起。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规模工业化进程下，诞生了近代民族主义。而当时第三世界已经被英法为主导的欧洲殖民帝国瓜分完毕，无论是后起的美、德，还是英、法以及奥斯曼和沙俄，一方面全力压制本国内部的“民族自决”，防止被境外势力拆解，另一方面煽动其他国家及其殖民地内部的“民族自决”。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拆台，在全球范围掀起了民族主义思潮，间接导致了今日几乎所有地区热点问题。随着美苏争霸，英法殖民帝国相继解体，一大批完全无法自主独立的单一民族小国纷纷独立，却又不得不听从域外大国的间接统治。

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共存的国家，近代中国也是“民族自决”的受害者。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对边疆的控制力大不如前，沙俄决心趁虚而入，重拾扩张道路。1854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说：“中国一旦发生政变，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俄国保护”。此后，在沙俄和清政府签订的几乎全部不平等条约中，均有俄国在蒙古利益的相关条款，俄国也据此与蒙古各部展开经济、文化和军事交流，落实“黄俄罗斯计划”。

1911年12月29日，在沙俄策动下，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等王公、喇嘛拥立喀尔喀宗教首领、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日光皇帝”，定都库伦，年号共戴，国号“大蒙古国”（博克多汗国），实则是沙俄的傀儡政权。该“国”与沙俄合兵进犯并向漠西蒙古（今新疆北部）和漠南蒙古（今内蒙古）。1912年5月，大清漠北重镇科布多城被叛军和哥萨克骑兵屠城，3000余名汉民惨死，乌里雅苏台的清军将领和参赞大臣被驱逐出境，喀尔喀蒙古的亲清、亲汉的王公也被绞杀。

叛军对阿勒泰地区的攻势在新疆督军杨增新指挥下破灭，但大清也战至力竭。年底，在沙俄援助下，博克多汗国侵占了蒙古多处战略要地，几乎霸占整个外蒙。1912年11月3日，俄国前驻华公使廓索维茨与伪“哲布尊丹巴政府”签订《俄蒙协约》及《俄蒙协约专条》：沙俄明确支持蒙古自治，并在外蒙享有商业特权。

1913年9月18日，中国外长孙宝琦与沙俄驻华公使库朋斯齐达成《中俄声明文件》，中国不在外蒙驻兵、殖民、设官，承认外蒙自治和《俄蒙协约》及其专条，俄国则承认中国在外蒙的“宗主权”。10月下旬，北洋军4万余人发起反击，叛军于年底被迫撤军，史称“牛年之乱”。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三方签定《恰克图协定》，进一步强调了《中俄声明文件》。6月9日，外蒙宣布取消独立，实行自治。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册封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赦免被捕的外蒙独立分子。

十月革命后沙俄崩溃。1919年11月17日，外蒙向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上书，要求废除俄蒙一切条约。11月22日，徐世昌以《中国大总统公告》的形式取消外蒙自治，恢复旧制；取消《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在库伦驻防。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徐树铮率军驰援内地，战败后遭通缉，逃入日本使馆。库伦仅留有少数兵力。1921年2月11日，在日本关东军支持下，恩琴的亚洲骑兵师攻入库伦，各地军阀深陷第一次直奉战争，无力阻止。留守北洋军向北溃逃至恰克图。2月13日，八世哲布尊丹巴被推举为“大蒙古皇帝”。3月21日，哲布尊丹巴再次登基，外蒙恢复事实独立。

1921年3月1日，第三国际派沙洛克维克夫和波雷索夫支援外蒙革命，扶植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在恰克图成立蒙古人民党。3月18日，蒙古人民党军队在苏俄红军的支持下攻占买卖城，中国守军战败。5月25日，苏俄再次出兵干预蒙古局势。华盛顿会议后，日军撤出延吉、珲春，恩琴失去日本支持。7月6日，红军攻入库伦，恩琴被俘。7月11日，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11月25日，苏俄扶植外蒙建立“人民政府”并与之订立《苏蒙修好条约》，蒙古就此就此失陷。北洋政府在声明中痛斥外蒙的分裂行径，不承认外蒙独立。

在这场长达四年之久的，由沙皇俄国策动的外蒙独立运动，伴随着对汉民的种族清洗。清朝时，大批汉民定居于外蒙首府库伦，该城有557家汉人开设的店铺，16115名汉人从事商业，3500余名汉人土木工匠，5600余名金矿煤矿工人。库伦以北还有8000余名汉人在金矿淘金，失地汉民迁至漠北耕种者不计其数。预计外蒙的汉民至少15万，占总人口20%以上。

除了科布多大屠杀，外蒙叛军在四处进犯之时，所到之处“抢劫商富，搜杀汉人，焚烧房屋，至为惨毒”，“路无行人，鸡犬无存”。哪怕遇到蒙古牧民，也将其牲畜“尽掠所有”。1918年，外蒙总人口64.7万人，汉人减少至10万人。1920年，库伦失陷后，向南逃回内地的通道被叛军严密控制，汉民再遭大屠杀，少数存活者被剥夺全部财产，成为蒙古人的奴隶，被活活累死或虐待致死。侥幸逃脱者包括：四万多人以难民身份逃至恰克图，两万余人通过西伯利亚铁路逃往黑龙江和满洲里，剩下两万贫民滞留俄罗斯。

1969年，外蒙人口118.8万，汉人仅有725人。1979年，外蒙总人口159.4万，汉人减少至344人。1989年，外蒙总人口204.4万，汉人仅剩247人。外蒙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蒙古族的单一民族国家。

蒙古方面的目的，正是在蒙古境内彻底清除汉民族，这个中华民族主体构成，实现分裂。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曾经建立横跨亚欧大陆的庞大帝国的蒙古民族而言，他们的民族自豪和自尊很容易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的温床，例如今日的蒙古国仍有这样的观点：将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视作北蒙古，中国的漠南草原视作南蒙古，妄图将其收复。

可见，反华就是蒙古、越南、韩国、朝鲜等前中国领土或朝贡体系内地区的独立之本，是现政权执政合法性的来源。尽管它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中国，军事上也不是解放军的对手，但每次大选，候选人都争着表达反华立场。他们自称继承了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法统，庆祝建国“八百周年”并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中国反倒成了侵略压迫蒙古的“施害者”，屠戮无辜汉民反而成了正义感十足的民族解放事业。外蒙急于将属于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巧取豪夺，独占这段历史所带来的民族凝聚力的解释权。

中国有这样的悲剧，的确与近代历史的衰落脱不了干系。那时，我们的历史和文化都变成无主的财宝，被各个现代民族国家分别继承、拆解，中国作为继承主体，无力阻止他们对文化财富的胡编乱造，甚至不敢用“五胡乱华”、“驱逐鞑虏”这种可能刺激极端分子的词语，怀着统战的心思，不断施以恩惠，希望其回心转意。但我们收获了什么？外蒙已经事实上成为极端民族分子的精神之国，外蒙的国旗被他们当做图腾崇拜。

我们失去了外蒙，失去了安南，失去了朝鲜，失去了琉球，我们不能再失去台湾。

也就是说，优先保障主体民族的地位和利益，才是解决民族问题和边疆稳定的关键。希望中国的现代文明之光，再次投射到故土的每一个角落。东方神州，万邦来朝，海内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