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教皇方济各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表示，他对5月28日的加拿大印第安寄宿学校尸骨案感到痛心，呼吁尊重原住民的权利和文化，希望加拿大政治家和当地的天主教领导人能够“精诚合作”，揭开真相，达到和解与安抚。须知，联合国人权专家在6月4日敦促加政府和梵蒂冈迅速彻查此案。

没有道歉。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的“主权原住民联盟”负责人卡梅伦深表失望：“让教皇说抱歉有多难？”

2004年7月13日，广东省东山区中兴小学的两名学生在淘金坑附近发现1951年，广州市民政局刻立的一座石碑，上书“帝国主义的罪证”。正文揭露了“加拿大满地可天主教无原罪女修会圣婴院”自1909年起残酷虐杀四万名中国婴儿的血腥历史。

上世纪前半页，各地天主教会成立“圣婴院”，以慈善救济之名吸纳大量无主弃婴和穷苦人家的孩子。然而，这些无辜的中国儿童并没有在西方神明的庇护下存活，而是在恶魔的手中悲惨死去。

新来的孩子在满地可的地下室“存放”一天，不死的才会送去洗礼。喂奶的奶瓶和奶嘴只有一套，一旦传染病则无一幸免。副院长、医生高忠信毫无医学常识，胡乱开药导致婴儿暴毙。年龄稍大的孩子从事一切繁重劳动，被修女残酷虐待，趴在地上被皮鞭抽打。孩子长大后则卖身为奴，利润被育婴堂瓜分。有时，满地可圣婴院每天收容几个婴儿就死几个，而且仅为上报给旧中国警察局的存档。未记录在案的死婴有多少呢？圣婴院后山上常有死臭，因为若干个深三丈、阔五尺的“死仔井”里塞满了婴儿。

1933~1951年3月，满地可累计收纳4万名婴儿，几乎全部死亡。1950年1月~3月，满地可收留的2216名婴儿中，只有48名女婴活到人民政府接管。换言之，满地可的婴儿死亡率高达97.8%。这哪是圣婴院，这是万人冢、杀婴堂！

在满地可圣婴院，市民送养婴儿时必须承诺儿童生死概不负责，且不允许亲属探望。入院要交各种费用，虽然少但经不住来投送的穷苦家庭多。而且圣婴院的日常开销，几乎能省就省，婴儿的存活环境极为恶劣。该院还以慈善为名往各大商号募捐，大量钱财被修女瓜分。漂亮的女婴被套上修女衣服，拍下照片寄回国内，骗取加拿大白人的爱心款。

直到全国解放，中国人民政府接管全部天主教会育婴堂，改建为儿童福利院。1951年12月2日，广州市人民法院以残酷虐待我国婴儿、儿童罪，判处院长潘雅芳和副院长高忠信有期徒刑三年，执行完毕永久驱逐出境。

全国各地的教会育婴堂的罪行得以清算。1928~1951年，武昌圣若慧善功修女会收纳婴儿数万人，存活率仅千分之二。1946年后，收进婴儿757名，死亡718名。1951年3月，新政府受群众举报接管此地，幸存婴儿35名，个个骨瘦嶙峋，满身疮疥溃疡，幸存幼女48名，被折磨致残或头癞、眼瞎、痴呆。花园山积满了白骨，称万婴墓。为纪念死难者，新政府筹建白塔一座。碑文：“这里埋葬的是被帝国主义分子所虐杀的一堆中国婴儿的骸骨。我们特建这个墓碑，让牺牲的婴儿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让我们中国人民永远不忘帝国主义者的血腥罪行。”1983年4月，万婴墓成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

1936~1949年，上海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收入的4万名婴儿只存活197人。修女们为婴儿付洗后，静待其夭折，即被视为“窃取了天国”。该堂每年还将婴儿付洗人数上报罗马“圣婴会”，凭此而获得了奖状。 1953年，徐汇区人大决定设立万婴碑。

1947年1月~1949年10月，温州救济院育婴所收纳1392名婴儿，死亡1086名。1950年5月，南京教会圣心儿童院的残酷真相被一起儿童烫伤致死案戳破。青岛路旧址被挖出乱坟岗，广州路新址菜园被挖出120具遗体，有的孩子的尸体缠着绳索，分明是活埋。次年，爱尔兰修女兰义德和法国修女华德安被判刑并被驱逐出境。1951年，福州西北马鞍山发掘出数万婴儿骨殖，群情激奋，是为“万童坑”。福州天主教“仁慈堂”的外国传教士被全部判刑或驱逐出境。

不只是中国。2021年1月12日，经过六年调查，爱尔兰（保守的天主教国家）发布长达2865页的报告，证明1922~1998年，有5.6万名12~40岁的女性被送往全爱18个天主教“母婴之家”（收容未婚妈妈和孩子）生产，5.7万名出生婴儿中有9000人死亡，部分“母婴之家”的死亡率最高80%。次日，爱总理米歇尔·马丁代表政府正式道歉，称这是爱尔兰历史上“阴暗、艰难且可耻的一章”。

怀孕的未婚妈妈们被称为“堕落的女人”，并被秘密地强制引产。生下的孩子被称为“魔鬼之种”，要么在饥饿与虐待中死去，要么被用作疫苗试验。仅圣帕特里克医院就有3000余名儿童死于虐待和人体试验，另有数百个婴儿的遗体被用于医学研究。有幸存活的还可能被送往外国家庭收养，终身不能与亲生父母见面。2012年，警方在“母婴之家”发现，修女秘密地向美国的收养家庭写信索取收养费，同时又向婴儿的亲生母亲索要抚养费。

除了杀婴案，天主教会还有无数性侵案。媒体曝光最早报道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起开始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关注，在21世纪集中爆发，大多涉及至少十几年前的指控。受害者包括男孩和女孩，最小的受害者年仅3岁，而大部分的受害者年龄在11~14岁。

1996年，澳大利亚教会改用全新宗教礼仪并纠正错误。2001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认为，发生天主教会内的性丑闻是“对耶稣基督见证与教导的深重抵触”。本笃十六世对受害者当面致歉，称自己感到“羞辱”，呼吁将肇事者绳之以法，谴责了教会当局的不当处理。

美国是宗教色彩最浓厚的西方国家，3.32亿人口中人口中约46.5%信仰基督教，20.8%信仰天主教。《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都与基督教传统中“天赋人权”的思想有深厚的联系，《独立宣言》称：“我们认为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是自由和公正的，而高尚品德只能靠宗教来获得。”

在美国的城市、乡村，教堂和教士随处可见，连每张美元纸币的背面都印着“我们信任上帝”（In God We Trust）。20世纪末，仍有96%的美国人信仰上帝，98%的人定期祷告。

然而，9·11以后，美国遭遇“教会危机”或“信仰危机”。换言之，美国人开始怀疑上帝并非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因为飞机撞大厦的时候上帝并未出手。有人解释称美国新教处于“神像人”的阶段，上帝恰好休息了。那么，上帝是有意休息纵容恐怖分子，还是恐怖分子趁上帝休息发动袭击？如果是第一种，上帝与往常一样，在大灾害时表示“容忍”，那就意味着他“不全善”。如果是第二种，上帝也会被魔鬼欺骗，因此上帝“不全知”。

既然上帝不是过去想象的全善、全能，那么代表上帝传教的教会和神职人员是不是也应经得起世俗标准的检验？美国教会丑闻也正是在9·11事件之后被集中曝光的。

罗马天主教代表着美国基督教社会正统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是美国宗教丑闻的核心。2002年5月8日，美国微软新闻网作了“近期天主教性丑闻档案”，搜集了美联社和路透社的新闻报道。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针对天主教性侵案的调查掀起轩然大波，被改编成电影《聚焦》。2010年，更多来自欧洲和澳大利亚的教会性侵丑闻被爆出。

仅在2002年1~5月，全美15个大主教区和主教区中，出现数百起针对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指控，多为牧师、神父对男女教童的骚扰、猥亵、枪击案，以及对成年女性教徒的性侵犯。2001~2010年，天主教会的中央管理机构圣座（Sancta Sede, 罗马主教即教皇的教务职权）认为，过去50年中全球约有3000名神父涉嫌性虐待。

但是，没有任何神职人员承担法律责任，教会当局顶多赔钱了事，一次补偿数万至上百万美元，再将被投诉的神职人员调动至其他教区，教会高层对外掩盖真相。因此，这不仅是性侵成风的风气问题，更是教会管理松懈所致，绝非天主教神职人员不能结婚的教规所能解释。众多丑闻让美国公众对天主教会极其失望。

受害人时隔多年揭开伤疤，美国法律界人士要求追究神职人员的刑事责任。目前已有数百起神职人员性侵案提交法庭调查。民众强烈抗议，要求罢免涉嫌读职的大主教。美国人开始思考：公民道德和社会信任还能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和对神职人员的依赖之上吗？

美国大主教们只能寻求梵蒂冈的罗马教皇的训示。2002年4月23~24日，美国天主教大主教会议于在罗马召开。会议认为，无论是引诱还是胁迫，神职人员对儿童或成年教徒的性行为，都不仅是宗教意义上的邪恶，更是世俗意义上的犯罪。意即世俗法律对神职人员犯罪有强制约束力。会议呼吁美国人对教会保持信任，称“伟大的艺术品决不会因为其斑点而减损其美丽”。

但是，天主教的神父、主教必须是“完人”，故不能放弃不结婚的教规。罢免渎职大主教一事只字未提。只是声明其他重大问题交由2002年6月的美国大主教会议讨论。

2009年的马西勒神父丑闻性质最为严重，当时他已去世一周年（2008年1月30日去世）。神父曾先后与两位妇女育有三子，均遭亲生父亲的性侵。美国《哈特福德日报》和《美国天主教周报》报道更表明，马西勒的娈童行为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受害者多达30余人。

普世天主教会多位枢机也试图掩盖数百起神职人员性侵儿童丑闻，包括美国前洛杉矶总主教罗杰·马奥尼枢机、爱尔兰枢机布兰迪、比利时枢机丹尼尔斯、加拿大枢机奥伊莱和美国纽约总主教杜兰枢机。同时，苏格兰枢机奥布伦遭四名修士控告其性骚扰。

2008年，卡特（Cartor）、辛伯里克（Cimbolic）和塔隆（Tallon）等学者发现，在《约翰·杰报告》（John Jay Report）中的涉案神父里，6%是恋童癖，32%是恋青少年癖，15%仅针对11岁到12岁儿童（包括男女），20%是完全不加选择，27%是相对不加选择。《报告》还指出，在美国，80.9%的教会性虐待受害者是男性。美国的科泽斯神父引述称，全美神父中大约有23~58%是同性恋者，其中年轻神父的比例较高。

2014年7月，教宗方济各受访时提到，天主教会中约有8000名神职人员（占总数2%），甚至包括主教和枢机，是恋童癖。然而，这次采访没有录音或笔记可供证实。

2020年2月6日，《每日野兽》（The Daily Beast）爆出一份调查报告：上世纪60~70年代间，德国科隆天主教“儿童之家”的修女，将本应受她们照顾的孤儿“出租”给商人、政客和牧师，满足他们的兽欲。现年63岁的受害人卡尔·豪克（化名）一生未走出阴影。他说：“到1972年9月，我离开孤儿院之前，我大概遭受过大约1000次性侵。”

据初步统计，十余年间，整个教区有1412名住在或经常出入修道院的人，在孩童时期曾受到性虐待，施暴者至少包括654名神职人员。儿童曾多次前往警察局报案，但从未立案。施派尔修道院的修女变身皮条客，故意让“优质资源”不被收养，继而服务于“客人”。然而，主教已经去世，施虐的修女被认为是“系统性管理错误”而被宽大处理。

指望着天主教会承认错误？不可能。2000年10月1日，罗马教廷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指派伪“中华民国主教团”，把120名晚清时期外国传教士和圣徒册封为“圣人”（注意，故意选在国庆节）。他们个个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也是横行乡里、屠杀掠夺中国人民的刽子手。然而，罗马教廷竟然把这些人评定为“殉难者”，赋予其最高殊荣。

诸如，法国人马奥斯多（Auguste Chapdelaine）四处非法传教、勾结强盗贪官，要求受洗者拆掉祖先牌位，不得上坟祭祖，还屡次引诱姣好女子入教、主持婚礼弥撒时强奸新娘以满足兽欲。1856年，广西西林群众怒不可遏将其告至官府，新任知县张鸣凤秉公执法，将马赖处死，是为“西林教案”。法国以此为借口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意大利人郭西德（Albericus Crescitelli）于1898年来到燕子砭地区传教，无恶不作，吸纳恶霸地痞入教，勾结地主，霸占土地民房建教堂，强迫教民交租、徭役。此人以“初夜权”为由，强暴教徒潘长富、郑干仁、举人杨海等人的妻子。水灾的救灾款也被此人发放高利贷。1900年，郭西德纠集地痞“收债”，伺机抢粮、掠女。同年，郭西德死于愤怒的群众手中。

西班牙人刘方济（Franciscus de Capillas）自1641年来到中国传教，遍历台湾、福建，专门发展年轻女教徒，实则拐卖、奸淫妇女，完全违背神职人员基本守则，造成无数中国家庭妻离子散。1647年11月13日，清地方政府将其抓获归案并斩首。

外国传教士仗着不平等条约，在旧中国享有特权，诸如领事裁判权、内地置产权，中国的行政主权和司法主权被天主教会残忍践踏。甚至“山东传教士有擅称巡抚一事”、山东邹县西南“教士向商贾收税”、“擅用关防印信”，发照会“擅由堤塘官驿递送”，保举官员。秉公执法而危害到传教利益的官绅也被传教士要求惩处，清政府一律照办。1884年6月，法国侵略越南，在华传教士竟教唆华籍教民叛国。

在洋主子的庇护下，中国籍的“圣人”更是罪行多端，因为它们本就是社会渣滓，而且暴徒正是天主教会优先吸纳的目标。例如，赵荣入教后打压、攻击其他宗教，欺压百姓；罗廷荫干涉当地民俗，虐打儿童。中国籍教民活着是教会侵略的工具，死了则是勒索赔款的道具。1900~1902年，仅北京城直隶省就赔款一千多万两。

各地不肖之徒“无不恃入教为护符,以遂其任性妄为之计”，府州县衙无法推行政令，天主教会成为凌驾于官府之上的“地头蛇”。“教士以莠民为羽翼，莠民以教会为逋逃薮”，彼此狼狈为奸，鱼肉凌虐乡里平民，形成一股以教会为中心，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邪恶势力，“直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者”。

丁名楠在《关于中国近代史上教案的考察》中坦承：“一旦入教，即可以无所不为耳。犯法者，入教可以逃刑，报怨者，入教可以雪恨，入教以后，不但可以抗官府，免差徭，凡鱼肉乡里之事，恣其所为……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侵犯人产，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偿，或钱粮应交公庭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借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难尽述”。

江苏巡抚丁日昌在《教务隐忧疏》中写道：“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是非，曲庇教士”，以至于“词讼无理者可以变为有理，钱债应还者可以不还”。

答案很清楚：让教皇说声抱歉？很难！好有一比：反动头目会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吗？只有镰刀锤子才能解放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