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互联网上，任何与两性关系相关的话题都变成了火药桶。男女两性之间的沟通往往是各说各话、少有聆听，发泄情绪为主，显然无助于性别解放和性别平等，不利于构建社会共识。

近代以来，女权氛围两个流派：共产主义女权和自由主义女权。前者认为，女性解放的唯一途径是争取劳动权利、经济权利，最终解放政治权利，同工同酬、按劳分配。后者则基于“天赋人权”，认为人人生来平等，男女理应获得同等地位，其具体实践往往在舆论领域：抗议、声援、行为艺术等。

目前，中西方的主流女权思想是自由主义女权。在西方，女性权益属于政治正确，是“白左”、圣母的聚集地。

在思想层面，两种女权思想没有对错之分，都能为争取性别平等做出贡献。然而，在实践层面，两者有很明显的差别，类似于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共产主义女权讲究实践平等：两性平权对女性、对全社会都有好处，所以要追求平等。自由主义女权讲究定义平等：男女天生平等，任何情况下、任何地方都必须做到。显然，共产主义女权诞生之初，就是为了改变世界。

共产主义女权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认为：考古学家已证明，很多人类古老氏族是以女性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母系社会中，负责打猎的男人往往空手而归，女人的食物采集却简便、恒定。男人吃、穿、用都由女人提供，所以女性在母系社会中占有更高的社会地位。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类文明从游猎、采集进入农耕文明后，男性凭借体力优势成为劳动力，女性降低为从属地位。男性不仅参与劳动，还占据生产资料，家中男性越多，生产力越强，男性成为农耕社会的主宰。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男性便在农耕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广为诟病的“三从四德”、“一夫一妻多妾”、“重男轻女”等，成为女性的精神枷锁。

工业革命后，大工业生产替代了手工工场，女性也可以从事生产、参加劳动，甚至在棉纺织业（其技术革新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端）等行业，女性比男性更占优势。然而，恩格斯同样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强化了父权制，它对劳动者的剥削是不分性别的（例如男性工资低，女性无工资）。

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撼动了男性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强化了女性解放的经济基础。虽然封建男权制越来越难以为继，但没有根本性变化。这便是近代以来女性运动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基础。

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如何改变世界。”共产主义女权的强大实践性在解决性别平权问题上展现的淋漓尽致。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配合下，女性地位首次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1857年3月8日，纽约纺织女工大罢工，第一个纺织女工工会成立。此后每年3月8日，全球各地均有妇女运动纪念本次罢工。1921年，国际第二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决议将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

在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吸收了大量女性，主因是男性大多抽大烟，身体素质差，种地干活全靠女人。中国女性在革命时期就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妇女权益也空前之高。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务院规定：3月8日属于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妇女放假半天。至今，优秀的妇女工作者会被授予“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套人民币中，一元纸币上的女性拖拉机手梁军是人类货币上首次出现独立的女性劳动者。

1954年，男女同工同酬写入新中国宪法。直到70年代末，中国一直全世界女权平等的制高点。直到改革开放后，男女劳动者的收入才在市场调节下逐渐拉大。现在，自诩“平权先锋”的北欧各国，至今未能达到中国在70年代之前男女收入完全均等的程度。

1950年，新中国颁布的《婚姻法》中，离婚有“破裂原则”：即便两方均不存在过错，只要感情不和即可协议离婚。在今天的欧美国家，夫妻离婚依旧存在过错原则，其中一方有明显过错时才能离婚。

欧洲大力推行领导干部女性比例制，但新中国自建国之初就让女性出任高级干部：人大代表纪春兰、副总理孙春兰、外交家傅莹等。再加上女科学家屠呦呦、李兰娟、赵玉芬；企业家陶华碧、董明珠等，她们都是共产主义女权下锻炼而生的杰出女性，付出了巨大牺牲，极具魄力和领导力。

美国纪实文学作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中记录了西伯利亚偏远村庄中的一则故事：

伊斯兰教压迫的堡垒是“圣波哈拉城”。在这里组织了一次戏剧性的摘除面纱运动。到处传播着这样的消息：在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那天，将要发生“一件壮观的事”。那天，这个城市的许多地方都举行了妇女大会。在台上讲话的妇女号召大家“一齐把面纱摘去”。于是妇女列队走到台前，把自己的面纱掷在讲演人脚下，在街上举行了游行。街上已经搭有检阅台，台上的政府领导人向妇女们挥手致意。一旁的妇女也从家里跑出来参加游行队伍，把自己的面纱向台上掷去。那次游行打破了圣波哈拉城的戴面纱的传统。当然，事后有很多妇女在发怒的丈夫面前又将面纱戴上了。但是从那时起，面纱就越来越少了。苏维埃政权利用许多武器来争取妇女的解放。教育、宣传、法律都起了作用。对杀害妻子的丈夫举行了公审大会；新宣传的压力肯定了法官有权将那些旧习惯认为无罪的人判处死刑。在中亚细亚，也和在俄罗斯本部一样，争取妇女解放的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工业化。我在波哈拉老城参观了一家新的纺织厂。这家工厂的厂长——一个脸色苍白、精神疲惫、日夜不睡地建设这项新工业的人——告诉我说，他并不期望这个工厂在一个长时期内会赚钱。“我们正在把农村妇女训练成新的工作人员，以便建设将来的土尔克斯坦丝织厂。我们的工厂是有意识地运用来废除妇女的面纱的力量；我们要求妇女在工厂里不戴面纱。”

自由主义女权最早可追溯到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男女平等的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从教育平等、职位平等、婚姻平等和私有财产平等等四个维度论述可男女平等的观点。英国思想家洛克和法国思想家卢梭进一步发展了天赋人权理论。洛克认为，天赋的人权包括平等权、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个人人权高于一切。这些人权思想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

1971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的著作《正义论》中，提出了“无知之幕”理论。为了给予社会中不同人以成为正当、公平的对待，最理想的方式是把所有人聚集在幕布前，每个人都不知道走出幕布后将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有角色的待遇由大家一致讨论决定。鉴于大家都不知道走出幕布以后会从事何种职业，谁都不会“屁股决定脑袋”，最弱势的角色就能得到适当保护，也不会得到最多的利益。

在认识论上，自由主义女权理论的最大问题是把阶级矛盾庸俗化为个人道德层面的矛盾，简单说来就是炒作性别对立。共产主义女权承认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是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即少数男性（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对所有女性和绝大多数男性的压迫。自由主义女权则认为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是所有男性对全体女性的压迫。

在方法论上，共产主义女权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世界才能解放他们自己”。所有被压迫、被剥削者获得解放才能换来女性的全面解放。正所谓权利与义务相生相伴，人人平等了，男女就平等了。因此在斗争中必须建立牢固的统一战线，从女性内部的团结出发，换取同样被压迫的男性的支持，在各个战线（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等坚决斗争。

自由主义女权直接认定男女处于对立状态，斗争手段是无差别的污名化、言语攻击和指责，仿佛磨破嘴皮就能换来男女平等。同时，她们认为共产主义女权是迫使女性牺牲，是对女性的进一步压榨。

在对待消费主义上，共产主义女权认为，消费主义对女性的洗脑实际上是对女性的剥削和父权制的精神奴役。自由主义女权则认为，商家重视女性、偏向女性审美是女性地位提高的表现，“男人挣钱，女人花钱”是对于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应有补偿。

事实上，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看似创造了现代文明，但其实它更宜强化父权制。在人人平等的表象下，暗藏着比封建时代更丑陋、更黑暗的剥削、压迫。首先，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财富垄断了权力，赋予财富拥有者随意剥削的自由。他们操纵法律和舆论，让剥削和压迫更加容易。其次，资本主义商业天然需要消费者，扩大消费就必须洗脑。最后，资本主义商业社会节奏极快，需要女性回归家庭，操持家务，养育子女。购物节上，各种宣传铺天盖地，拥趸众多：“十八岁看中的化妆品不买，二十岁买就没意义了”；“女人不用上千元的化妆品，男人不会请你吃上万元的大餐”；“投资自己的女人最美”；“美丽的你不值得为中国男人耗费青春”等。消费主义的连环轰炸，一方面让女性坚信自身价值只能通过满足物欲和大量消费实现，而非生产劳动，因此主动依附于资产阶级“高等”男性；另一方面，可以对女性展开疯狂的财富掠夺，剥夺其抗风险能力和经济独立能力，有利于进一步压迫、剥削。越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物化、矮化、圈养女性的能力越强，女性反而越引以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