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正事前，先谈谈我看到的两则新闻：

南京市河西区的环卫工人被配发了一款拥有定位功能的智能手表。只要工人原地停留休息20分钟以上，手表就会发出“加油”的声音。这可不是鼓励，而是环卫监控指挥中心发出的“违规停留”警告。“加油”一响，环卫工人就会被罚钱。

无论是不是午休时间，无论工作做没做完，只要停留20分钟以上，别管站着、坐着还是躺着都属于偷懒。环卫工很委屈：“如果是路上干干净净的，难道我还要来回跑吗？”

山西忻州，数十名环卫工人，在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进行正步走训练。5月份开始，每周训练一次，前几月更是每天训练。忻州市相关领导说，训练环卫工走正步是“为了增强组织性、凝聚力，提高环卫的形象。”

当然，两起事件被媒体曝出后，均被叫停。可其他地方还有多少环卫工“被量化”、“被提升形象”？

说到环卫工，我想起了在通风橱前辛苦劳作的学生。

生化环材专业的说博士们承担着流水线一般枯燥、重复、千篇一律的工作。无论是写字楼的隔间还是实验室的通风橱，都是脑力劳动流水线的一种形式。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出现了大量知识分子和脑力劳动者。脑力劳动变得廉价，相较于体力劳动的优厚待遇有限，又被无限平分，于是“白领”们只能聚集在一起工作。所以，学校只为少数精英及教授们保留独立办公室，广大硕博士挤在一间实验室里，甚至连休息室都没有。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众多现代组织的根本原则和管理模式都起源于监狱。在某直辖市有机所，老师办公室和实验室只有一面玻璃幕墙之隔，老师只要一抬头便可清晰看到学生在做什么。这无疑让我想起福柯提出的“全景敞视监狱”的概念。

全景敞视监狱属于典型的被权力支配的空间，狱警能以最大效率监视所有的牢房。同样，导师也能办公室里高效监控，每个在通风橱前的学生——流水线高效运作所必须的螺丝钉。

西方血汗工厂的代表制度之一是泰罗制，它是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开端。泰罗是第一位提出“科学管理思想”的人。

泰罗“科学管理思想”的核心观点——任务观念，与奴隶制惊人相似。被奴役者被分到在一天内完成的一定任务量和工作配额，监工制度则无时不刻地监视着劳动者的劳动进度。

美国社会学家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认为：泰罗制的核心是“工作去技能化”和对工人的严密控制。劳动者因此失去了与雇佣者博弈的实力，只能任由摆布。无论是泰勒还是亨利·劳伦斯·甘特，他们的管理理论与奴隶制都如出一辙的，只是保留了工人的基本工资和辞职的权利。

实验室装监控，已经成为有机所、清华大学等顶尖学府的惯常操作。但这些监控都是学院出钱统一安装，目的主要是维护实验室安全，提供火灾预警和判断事故责任。

但本文所说的“装监控”，是导师自己出钱，只有导师本人能看，主要任务是第一时间了解学生工作情况——一般都会打着“维护实验安全”的旗号，全天24小时不间断运转。

假如实验室中有这样的监控，无论能不能回放、储存视频资料，无论老板看不看，什么时候看，硕博士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下来，更别提探头大多有录音功能。

导师要求学生每天发送daily report或每周展开讨论，通过监控时刻监督课题进展，实时布置任务、设置期限，否则就会受罚。

正如古时只有祭司才能翻译神谕，只有士大夫才懂识字一样，课题值不值得继续做，从来不取决于真正实际操作的学生，只取决于导师。课题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完，能发什么文章，全由导师说了算。导师不让你做，硕博士再想做都不行。

导师只是让学生做，做不出来会当众批评，某些渣导师还会以各种理由拒绝指导，把对课题有利的核心知识掌握在自己手里——或者根本就不关心课题，只让硕博士拼命为自己卖力。

显然，泰罗制激发了劳动者的反抗。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的低信任度，带来了频繁的劳资冲突。随后诞生的福特制就更温和，加入了很多“激励元素”，比如多付工资、不随意开除工人、工龄越长福利越多等。然而，无论是泰罗制还是福特制，都是血汗剥削体制。工人依旧没有工作的自主权。正因为资本家对工人的控制和监视，工作效率比奴隶制要高很多倍。

恩格斯说：在19世纪，工人禁止携带自己的钟表。工人的工作时间只能以工厂时钟为准。资本家和监工们总在上班前把时钟拨快一点，下班前把时钟拨慢一点，增加工作时长以剥削剩余价值。资本家居然有了“定义”时间的特权，继续搞“半夜鸡叫”。看到没，无论是封建地主还是资本家，剥削者就没干过什么新鲜事。

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的“管理学理论”只是一种把人更好地变成工具的方法，无疑会导致劳动异化，劳动因此变成外加的肉体痛苦。工业社会中，工人不需要太高的技术和知识，也不需要其他自主权。无产阶级的获得感和自主性一再丧失，造成精神痛苦，甚至悲观厌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被割裂、孤立。

看过一些论坛贴子，有些导师对学生的指点很混乱、很模糊，甚至一些“杰青”都不懂科研还瞎指导。其实，有些人读博时靠老板，当老板之后靠学生，两边沾光，无懈可击。

学术水平不高的导师是为什么有勇气在组会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学生，否认学生的idea呢？

其实搞化学也好，搞科研也罢，都包含一些经验主义因素，而且基本是唯结果论：谁的文章多，谁的影响因子高，谁的基金、面上中得多，谁就是经验丰富，水平高的学术大牛。

可问题是文章能不能发，有很多客观因素的干扰和影响。老板的偏好、习惯乃至脾气，审稿人的心情、偏见乃至私人学术利益，挂在后面的通讯作者的等级的名气等等。最差也有所在学校的声誉和水平，能否与院士、老板和主编搞好关系等等。这些看似简单的东西，介绍科研经验时都不会说，实际上很重要。

哈贝马斯就指出：管理学知识不是绝对真实的表征。

科研经验也是一样，导师的经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只是真实世界的一个侧面的反映，是随着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变化的。客观现实千差万别，总不能用经验客观反映，落实到每个具体问题时，经验就不管用了。可导师指导时总把自己认为适用的方法论套在上面。

哈贝马斯同样认为，管理学知识很难以实体的形式存在于个体之外。可以理解为老板毕生所学的知识和经验很难用语言和文字准确复述——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就算有了语言、文字的描述，也不意味着看到、听到的人能产生对科研的同样理解。

对任何反应的副反应的预判，乃至能否养成单晶等细节，与受众的经验和认知程度有关，任何外来指导都必须再构建才能内化。所以，老板的“成功学”其实导师自己的主观经验，自认为正确，实则根本走不通。导师的看法与客观事实有一定差距，表述的时候又出现差距，学生再理解又产生偏差，偏来偏去，就算是屡试不爽的经验，也没准面目全非了。

“报道出了偏差”，谁负责任我不清楚，后果都让学生承担了。

明明没卵用的意见，老板为何还要经常挂在嘴边？哈贝马斯也说过：资本家和企业的管理者们需要通过管理学树立精神权威，管理、实践、领导、组织变革，都需要管理学理论作为支持，由此可对劳动者进行更深入的精神奴役。“管理者们把自己的特权隐藏在‘高级知识’这一名词的背后。”

布雷弗曼认为，无论管理学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中性的。然而，被资本主义利用后，上述科学就成了剥削工人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无法享受到技术进步、组织优化的福利，反而是受害者。

往大了说，随着科技的发展，流水线工人被智能机器代替。科研方面就是拼死拼活打工的科研狗们，最后被自动过柱机和Science刊登的自动化反应器代替。

布雷弗曼还指出：劳动者曾经只借助机器而生产，当今工人的技能变成照料机器。这句话用在硕博士身上有点贴切。导师在招生时说：我们组平均补助怎样怎样，福利待遇怎样怎样——说句良心话，我们都是都是“被平均”的部分，几乎享受不到导师口中的福利。

管理学制度也与时俱进，演变出了后福特制。目的是避免劳动者积极性降低而影响生产效率，策略是给劳动者一定自主性，通过扁平管理和小团队提升活跃度，用高福利磨平劳动者的反抗精神 。

好比导师对入组的直博生说：你的课题可以自由发挥，只要做好了，以后可以获得各种奖励……无产阶级就生活在虚假的自由中。真做不出来，看看导师什么脸色？

美国社会学家格雷厄姆对如今企业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批判。他说：团队生产不过是资方控制、监视劳动者的新手段。如果基层员工和管理方处在团队中，基层员工对工作的不满会大大降低，也不会有劳资冲突。管理者们会向基层员工灌输这样的概念：要求提高薪水和拒绝加班是“缺乏团队精神”的表现。

中性的技术之所以成为剥削、压迫、监视劳动者的帮凶，甚至为资本家背书，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中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天然不平等，因此技术只能用于扩大阶级矛盾。

无产者应当清晰认识到监视、控制和剥削的本质，有了反抗精神才有真正自由。在虚假迷幻中自怨自艾，在被异化的痛苦中无能为力，没有任何意义。

《鞍钢宪法》是我国鞍山钢铁公司于60年代初总结的一套企业管理经验，核心思想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西方学者称赞道：这是工人争取“经济民主”的划时代尝试。在未来的管理学实践中，鞍山模式是最理想的参考目标。

“导师参与实验，学生负责管理”，难道不是天下大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