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欧盟外长会议就以所谓“侵犯新疆人权”为借口，对4名中国官员和1家实体实施制裁，诸如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同一天，中国决定对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10名欧盟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欧洲议会议员彼蒂科菲尔、盖勒、格鲁克斯曼、库楚克、莱克斯曼，荷兰议会议员舍尔茨玛，比利时议会议员科格拉蒂，立陶宛议会议员萨卡利埃内，德国学者郑国恩，瑞典学者叶必扬，欧盟理事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欧洲议会人权分委会，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相关人员及其家属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它们及其关联企业、机构也已被限制同中国进行往来。

正面回应，干脆利落。现在的中国连抗议和不满都不需要表达，直接跟欧盟又打又谈。很难相信，去年12月30日晚，我国领导人与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视频会晤，共同宣布《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

围绕新疆，中国已经与西方展开了近一年的高烈度缠斗。中方的种种辩解，哪怕是事实真相、科学证据，也要被西方宣传机器说成是“政府编造”、“刑讯逼供”、“洗脑宣传”，仿佛它们的政府从来不隐瞒疫情，从来不用残酷手段对待移民，从来不用政治色彩浓厚的糖衣炮弹发动舆论攻势一样。

百年后的学者，研究今日的世界历史，会发现很多奇怪的现象：“种族灭绝”的中国新疆，经济总量竟然在60年内增长200倍，维族人口全部脱贫，人均寿命从30岁增长至72岁，小学校用7种语言展开中小学教育，广播电台设立五种民族语言播送的12套广播节目，少数民族在传统节日特享法定假期。

两年多来，超过100个国家的1200余人，包括国际组织官员、外交官、媒体记者、宗教人士等访问新疆，无一人提出异议。64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作共同发言支持中国涉疆政策，反对、抗议、质疑者全部来自西方阵营。

事实就是，西方不在乎中国到底吃了几碗粉，它们等着中国剖腹自证清白，然后惨死。那把刀子，就是“大赦国际”之类的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非要到新疆展开“人权调查”。亦或是急于在访问新疆前设立各种非分条件，诸如要与在狱中服刑的疆毒分子见面的欧盟外交官员。

欧盟信口雌黄的目的何在？“强制劳动”、“集中营”这一出，是想让西方各国掏出人权大棒，禁止进口来自新疆的番茄和棉花，破坏我“一带一路”。须知，新疆是世界三大番茄产区之一，还产出全国87.3%的棉花。

德国学者、美国极右翼组织“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成员郑国恩（Adrian Zenz）之流，炮制“中国对新疆少数民族实行强迫劳动”等虚假“研究成果”，受到西方媒体热捧。在误导下，他国企业纷纷减少对新疆棉花和棉花制品的进口，为新疆棉农和加工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新疆部分企业和民众已向新疆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申请，要求郑国恩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赔偿损失。

“种族灭绝”、“系统性侵”、“强制绝育”这一出，是想以此为借口，动用国内法律诬告我军方和政府人士，在两国等多边场合无端外交施压，对中国发起围攻。

西方不仅想在舆论层面继续戕害中国，还要在政治、文化乃至历史层面上，把中国与纳粹法西斯的罪行耻辱地联系起来。中国能保持沉默吗？显然不能。没有什么公道自在人心，也没有什么历史证明一切。如果我们任由西方媒体和西方政府满怀恶意地抹黑，那么中国的国际形象将越发负面，“事实”再多都没有用。

五十年冷战磨砺，西方宣传机器的百万漕工们早就磨练出各种刁钻的角度、古怪的论点，把围绕中国的谎言和污蔑变成一份份生动的文宣材料。它可以是电影、电视剧和纪录片，也可以是诗集、小说、日记、教科书，也可以是纪念碑、教科书和博物馆。中国甚至不需要在文化作品中充当十恶不赦的魔头，只需要充当一个肮脏而昏暗的背景板，那些“小人物”的“悲情命运”将说明一切。

这是一条庞大而复杂的产业链，进能在叙利亚战区成立“白头盔”组织摆拍“化武袭击”，退能在舰队街炮制白纸黑字、搬弄是非的谎话连篇。被垄断的话语权可以为媒体提供海量利润，为政府提供政治利益，为人民提供矛盾转移。

可笑的是，“种族灭绝”的帽子从来扣不到中国头上，欧盟中“牵头”制裁中国的德国却是种族灭绝专家。1904年，德国殖民者暴力镇压纳米比亚人民反抗，截至1908年，至少10万土著民惨遭屠戮，包括3/4的赫雷罗族的和1/2的纳马族。

1941~1945年，德国及德占区累计约4.25万个集中营。在纳粹党指挥及党卫队协调之下，德国所有政府部门、商业公司、民间团体均参与了大屠杀（Holocaust）。党卫军高级官员阿道夫·艾希曼在纽伦堡审判中作证称：1944年8月已有600万犹太人被屠杀（包括150万儿童），占欧洲近900万犹太人的2/3。其中400万死在集中营，200万被别动队枪杀或死于疾病。

大屠杀受害者还包括200~300万（约57%）苏联战俘、600万苏联平民、200万波兰人、150万罗姆人、20万残疾人、政治或宗教异见者和1.5万名同性恋，合计约1700万人。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估计，约1500~2000万人死亡或被纳粹监禁。史学家拉梅尔（R. J. Rummel）估计纳粹屠杀的受害者多达2100万人。

1938年，约瑟夫·戈培尔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起始点不是个人的，我们不关心什么应该给饥饿的果腹、给口渴的喂水、给赤裸的穿衣——这些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全然不同的。它们可以用清晰的句子写成：我们必须用健康人来占领世界。”

什么样的“健康人”，“健康人”又如何占领世界呢？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在讲话中说：“战争的目标是……物理地摧毁敌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准备此时只进攻东方，我的‘骷髅队’方案会将所有波兰后裔和说波兰语的男人、妇女和儿童杀死，绝不留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所需的生存空间。”

1941年6月，希姆莱在演说中指出：“这是个存在性问题，因此它将是残酷无情的种族斗争，在此过程中将有2-3千万斯拉夫人和犹太人因军事行动和食物供给危机消失。”

历史学家威廉·W·哈根（Hagen）指出：“纳粹的《东部总体计划》预设了东欧目标人口的灭绝尺度：波兰族-85%；白俄罗斯族-75%；乌克兰族-65%；捷克族-50%。这些巨大的减员是通过苦役、饥饿、疾病或控制生育来实现。当俄罗斯民族被征服后，将会如计划所述面临上述四个斯拉夫语国家同样的命运。”

历史学家露西·达维多维兹（Lucy Dawidowicz）在《大屠杀和历史学家》中指出：“德国种族主义者将斯拉夫人与犹太人一道列为最低贱的人种。德国人认为斯拉夫人不适宜接受教育、无法自治、只适合做奴隶以效忠德国主人。希特勒的种族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将斯拉夫人定位为‘人口灭绝’。斯拉夫人应被阻止繁衍，被用为苦役。”

可见，西方诸国对中国新疆的攻击，在某种程度上是纯粹的推己及人。把它们自己的罪行，原封不动地扣在中国头上，然后继续编瞎话。中国为什么罪恶？因为中国的制度“有问题”，中国的人种“有问题”，中国的民主“有问题”。

只是，中国还没有输，社会主义还没有输。苏联倒下的红旗，接在我们手上，被我们扬起来，刺激着西方的眼球。

于是，西方开始执迷于谎言，以制裁对华施压，完全是高高在上的教师爷姿态，试图四处干预、指手画脚，制造动荡。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等地的人间惨剧，莫过于此。西方最可恨、最无底线、最拿它没办法的干涉工具，便是舆论宣传。

苏联没垮的时候，西方的宣传机器就软磨硬泡、无孔不入。苏联倒了，它们一拥而上，把苏联吃干抹净，让苏联成了美剧、电影和小说中凶恶的红色背景板，天是昏暗的，人民是冷峻的，制度是邪恶的，就连好莱坞大片的反派都说俄语。越是对苏联娈尸、鞭尸、虐尸，就越能证明西方政治体制本就不存在的合法性和优越性。这暴露了反动势力以消灭、阻断人类正义事业为代价，实现一个阶级的短暂繁荣，最终导致人类文明倒退的新法西斯罪行。

西方的这套政治把戏、舆论话术，多么像正常肌体中的癌细胞。他们做的事情，又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有何差别？只是杀人见血与不见血而已。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西方颠倒黑白的本事只会更加强悍。如果中国败了，西方会让非政府组织重重渗透新疆，打着民主的旗号让极端宗教主义回潮，以自由的旗号把分裂势力请回西北，以人权的旗号摧毁现代化的社会基础，然后把新疆改造成“突厥斯坦”之类的中世纪神权国家。

然后，新疆的惨状将成为他们觥筹交错时的谈资。群星云集的慈善晚会上，名贵的皮鞋，高傲地踏着中国的尸体，畅谈“解放人权”和“文化多元”，庆贺着最后一个红色堡垒的垮台，满足着无耻的虚荣心、圣母心和优越感。

社会主义中国是唯一一个通过独立自主发展，与世界列强并肩博弈的第三世界国家，更是人类文明的最后希望。近代的新疆已被割让了1/3，现代的新疆绝不允许继续分裂，更不允许新疆出现西方口中的累累恶行。这意味着，在西方反动势力的重重阻挠下，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决不能失败。

西方之癌，苏联治不好，我们来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