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I（Better Cotton Initiative）即“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怎么算“良好”棉花呢？BCI在官网解释称，来自环境和社会的两大负面因素对“良好棉花”构成威胁，前者主要是低效灌溉、不当使用农药，后者则是恶劣工作条件、童工和强迫劳动。判断标准不仅与原料品质毫无关系，还全由BCI自主认定。

2018年12月18日，美联社发布所谓“调查报道”《新疆再教育营，强迫劳动产品出口到美国》，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演起了双簧，对新疆产品展开调查。2019年起，美国媒体在“强迫劳动”问题上多次点名BCI，质疑其在棉纺职业标准认定方面的“公信力”。

2020年1月，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LA, 拥有Adidas、Nike、Vetta等100多家下属会员单位）撰写了《中国新疆强迫劳动》专题报告。3月1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题为《贩卖维吾尔族：疆外的“再教育”、强迫劳动和监控》的研究报告。7月，美国农业部设立“美国棉花信任协议”，要求美国企业全部使用认证系统和供应链追溯系统，以期取代中国对棉纺业的主导地位和规则制定权。9月15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以涉嫌强迫劳动为由，宣布禁止从5家中国公司和1家制造厂进口产品。

2019年3月至2020年2月，相关中国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详细说明了新疆不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但BCI总部并不认同。4月1日，BCI总部成立“强迫劳动与体面劳动问题特别工作组”，包含来自公民社会、零售商、品牌商和咨询公司等的11名代表，诸如FLA秘书长兼董事韩雪莉（Shelly Heald Han），“人权观察”研究员科马拉·拉马钱德拉（Komala Ramachandra），“国际劳工权利论坛”官员艾莉森·吉尔（Allison Gill），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前副总裁、“维吾尔人权项目”负责人路易莎·格雷芙等。瞧瞧，反华全家桶，蛇鼠一窝。

“特别工作组”的调查结论是：任何关注“新疆问题”的人权组织均有权获悉BCI涉疆调查情况。BCI对新疆问题的任何决定，也要对外宣称“与人权组织无关”。

2020年10月21日，BCI总部发布声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持续存在的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农场一级强迫劳动风险的增加，导致了无法维持的经营环境”。BCI还威胁道：“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都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这种情况被发现，则被认为违反BCI标准，将立即取消或剥夺许可证。”声明的结论是：停止BCI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所有现场活动。

2020年12月，接受BBC采访时，BCI标准与保证主任达米恩·桑菲利波（Damien Sanfilippo）宣称：中国新疆人因“扶贫项目”而“被迫劳动”，哪怕贫困户哪怕拿到合理工资。

2021年1月18日，BCI上海代表处经调查认定，“在新疆地区所有执行合作伙伴的项目中从未发现过任何违反良好棉花禁止强迫劳动的标准的情况。” 但是，BCI总部“强迫劳动与体面劳动问题特别工作组”并不满意，要求“调查整改措施”，依据竟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人权观察、世界惟吾尔代表大会等境外反华、分裂组织的“报告”和“信息”。

2021年3月，BCI在微信公号上发文《关于新疆问题的重要申明》，明确指出，在新疆“从未发现一例有关强迫劳动的事件”。

BCI一口一个指控、风险，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看似血口喷人、神经过敏。仔细想想，并不是那么简单。

BCI自称非营利公益组织，致力于改善棉花种植，促进良好棉花在整个供应链中的流通，试图通过发展良好棉花项目实现全球棉花产业的进步，并且关心棉花种植行业中的环保、资源高效利用、棉花种植工作中的人权等问题。

嘴上的话光伟正，像极了一个大好人。实际上，BCI是一只吸血鬼。这也不难理解。做好事也需要成本，用爱发电谁也玩不过中国台湾。哪怕不做事，维持组织存续也要发工资，难道要让大家喝西北风？

以BCI为首的，所谓西方“非盈利组织”，事实上个个以营利为基本目的。背后没有金主，不想方设法开源节流，这贞节牌坊怎么立得住？比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就是BCI的投资人之一。吃人嘴软，拿人手软。BCI在棉业呼风唤雨的地位，离不开西方政府的支持和站台。自然，在西方有政治需求时，BCI也要挺身而出。幸亏中国市场大，潜力大，消费能力高，BCI做事留了一线。旗下加盟企业纷纷外网嘴硬，中文网认怂。

任何一门制造业，都牵扯巨大的利益。而每一个行业、每一个环节、每一处细节的生产、流通标准的制定、市场准入的发放等，各国政府无法承担全部责任，故行业内依然保留着协会和商会的传统，只是换个皮改名为“国际非政府非盈利组织”。

但是，这些组织又都像BCI一样被西方政府遥控，它们还通过常年游说和利益输送，把自己与法律和规章相绑定，甚至行规比法律还严密，钻不得空子。BCI一句话就能让企业造不出、买不进、卖不了，同时还合法地冠以“劳工权益”和“环境保护”等的政治正确的大旗。法律手段？堂下何人状告本官？

与BCI类似的跨国行业机构还有：全球有机纺织品标准认证（GOTS）、有机含量标准认证（OCS）、全球回收标准认证（GRS）、环保纺织品认证（Oeko-Tex100标准）、可持续纺织皮革认证（Oeko-Tex STeP）、瑞士蓝标（Bluesign）、回收含量标准认证（RCS）、绿色穿戴产品（GTW）、英国皮革认证（LWG）、西格产品认证目录（Higg）、化学物质零排放认证（ZDHC）、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认证（IPE）、商界环境绩效倡议（BEPI）、蓝天使（BE）、负责任羊毛认证（RWS）、负责任羽绒标准认证（RDS）、北欧白天鹅（NE）、绿叶再生认证（Intertek）、莎百货供应商评估程序（ECP）等。

这些都是西方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组成部分。这种壁垒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关税逐渐瓦解后，西方转而在程序和技术成面上，以自愿性标准、强制性法规、复杂化评定、官僚化程序等方法增加其他国家的成本，维持本国优势，合法且隐蔽地突破WTO的规定而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相关统计显示，全球约70%以上的贸易都受到技术性贸易壁垒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强制性法规上，最绝的是日本，把本国的技术优势列为市场准入标准，让日本产品独占国内市场，针对性打击国外产品，理由是“产品需求有差异”。在自愿性标准上，主要是“可持续”、“绿色”、“低碳”之类的冠冕堂皇，因其宽泛而模糊，故定罪时特别好用。复杂化评定，也是BCI之流的一大财源。因为进口产品的“最终目的国认证”主要由NGO认定，随便派个人看两眼，就能让企业狠狠放血。比如，BCI向会员企业收缴的“培训费”、“平台使用费”、“会员费”等。少交钱就会被取消会员资格，列入市场黑名单。

“非盈利非政府组织”的存在，便是西方借来杀人的刀。他国企业被制裁的原因，往往并非违反了具体规定，而是在市场竞争中牺牲了西方的利益。换言之，NGO可以用来炮制各种冠冕堂皇、“莫须有”的罪行。其中的油水之多，超乎想象。

西方政府靠普世价值收钱，西方NGO靠标准和准入收钱，本质上都是保护费，跟黑社会一样，到底是匪帮气质。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和出口国，不知道养肥了多少BCI一样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又无故损失了多少财富，流向了多少反华政府和反华机构。

就拿棉业来说。中国拥有全世界几乎最高的棉花产量，最大的原棉产量，最大的棉花消费市场，最集中的棉花生产链（棉农、轧花、流通、纺织、服装加工商和贸易）。中国的纺织产业更是不得了。2010年，中国年产1.2亿只纱锭，年增长率超过10%，产能占全球的50%。2019年，全球棉花消费量达1.18亿包，中国占30.9%（3650万包），其中我国棉花年进口300~400万吨，交易量约占全球的40%。1998年起，中国成立全国棉花交易市场。2004年6月1日在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棉花期货交易，2012年成为世界棉花交易中心。国内市场的棉花定价权被中国牢牢把握，还在积极占领国际定价权。

而BCI在新疆棉花上的胡作非为，又让中国政府采取经济、政治、法律上的多重行动，至少完善风险预警和评估机制，在寄生虫吸附肌体前将其赶走。最根本的是，中国具有自主创新力的企业要走出去，将中国技术标准吸纳入国际产业标准。国家也要参与世界贸易规则的深入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