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说多了，总有被吹破的一天，华而不实的舆论攻势迟早要出问题。日本的“工匠精神”早就变成“躬匠精神”。

2014年10月22日，美国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表示，由于日本高田集团（世界第二大汽车安全部件制造商）生产的安全气囊在弹出时会爆出金属碎片，对前排乘客造成安全威胁，故召回所有装有“死亡气囊”（death airbag）的汽车。2013~2014年，美国召回了780万辆涉事车，仅本田就召回510万辆。2018年2月28日，澳大利亚政府强制要求汽车生产、经销商召回装有“死亡气囊”的汽车，共计约230万辆。全球19家车企累计召回了过亿辆汽车，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汽车召回案。

2016年4月20日，三菱汽车公司承认四款共62.5万辆微型汽车在燃油经济性测试中存在违规操作，以美化排放水平。5月18日，铃木公司承认在旗下汽车存在燃油经济性“不当测试”问题，自2010年起涉及16款车型的210万辆车。

2017年10月8日，日本神户制钢曝出丑闻：早在10年前，包括管理层在内的数十人合谋篡改铝、铜制品强度等性能数据，对客户提供不合格产品。10月13日又承认，上述铝材交付给至少500家国内外客户，被用在新干线和波音客机上。神户制钢辩称此为“集体性的不正当行为”。

2017年10月16日，日立公司为英国建造的城际高铁列车，运营首日就出现技术故障，延迟几十分钟。20分钟后车内空调漏水。

2017年10月27日，斯巴鲁公司深陷“质检门”。该公司在群马县的总工厂和矢岛工厂被曝长期聘用“无资格证的检查人员”，在检查记录文件上盖章造假。据称，造假行为延续30年之久。日产公司早在1979年开始类似行为，为此召回了120万辆车。

2017年11月23日，日本三菱材料株式会社承认其子公司三菱电线工业和三菱伸铜等存在篡改汽车、飞机等产品性能数据的造假行为。其中，三菱电线工业在2015年4月~2017年9月向229家客户提供2.7亿个不合标准的橡胶密封圈，三菱伸铜则在2016年10月~2017年10月，向29家客户提供879吨不合格铜制品，被用于日本自卫队的舰船和飞机引擎。

2018年2月28日，西日本铁路公司（JR西日本）在记者会上称，2007~2010年从川崎重工业公司购买的共303个“希望”号新干线列车底盘中，有100个的钢材厚度未达到设计标准，实际使用时均出现底盘龟裂的安全问题。3月6日，社长川崎博宣布将在4月1日离职，再次就事件鞠躬道歉。

2018年4月27日，斯巴鲁公布篡改新车燃效及尾气检查数据的调查报告，涉及过往15年内9种车型的903辆汽车，造假行为是在统管质检员的班长指示下完成的。同时，以“不涉及质量隐患”为由拒绝召回。6月5日，斯巴鲁再次承认燃效和尾气测定试验实在不合标准的测试环境下完成的，受影响的车辆增至1551辆。

2021年2月9日，小林化工株式会社生产的一款口服抗真菌药伊曲康唑片中混入超量2.5倍的催眠成分，致200余人健康受损，22人在开车中失去意识，2名老人服用后死亡。 福井县和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显示，现任社长小林广幸等企业高管默许违规生产、纵容产品造假的行为长达40年，该公司旗下约500种药品中，近80%都有造假记录。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称，该公司还存在制药原料使用不当，制药过程违规，用阴阳账簿应付检查，捏造部分质量检验结果，发现异常后依然发货等“八大过错”。

2021年2月16日，日本汽车零件巨头曙光制动器工业公司公开承认，该公司位于日本的工厂生产的刹车片等4种产品中，有超过11万项人工编造的质检数据。

上述丑闻，无一不是鞠躬道歉，无一不是错了再犯。

“躬匠精神”的起因有四。首先，日本制造业在数字信息时代没有任何远景规划，缺乏创新动力。中国有“中国制造2025”，美国有“工业互联网”计划，德国有“工业4.0”，但日本在新时期提出任何像样的目标了吗？有可能重现80年代横扫西方的创新狂潮吗？不行，至少在软件和信息技术的人才储备上，日本做得还不够，至少远不如举国突破半导体技术的时代。

日本在全球研发和知识产权争夺上，曾经取得相当显著的领先地位；在地区性的营销、品牌和服务上也获得了相当多的经验，但中间环节的产品制造和物流，则是日本制造的最大短板，也是日本企业生命力和竞争力的短板。

其次，日本企业管理层守旧，模式僵化。威廉·爱德华兹·戴明的“全面质量管理”理论认为，必须以强化监管和改善生产等方式，将产品完全符合预期标准，预防错误。

然而，诸多令人震惊的丑闻已经表明，日本企业实现“预期标准”的方法，却越来越多地变成了篡改甚至编造数据，而“畏惧错误就是毁灭进步”。其根本原因并非日本企业不肯重视质量，也不是底层员工执行力衰弱，而是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制造业变革速度太快，中国最为最大的变量，让世界市场形势（特别是技术领域）难以预测。日本企业的盈利受到冲击，不得不控制成本。薪水、租金、水电煤气、设备损耗等都是固定支出不好削减，只能在原材料、产品工艺和质量检测等层面做减法。

其三，日本“耻文化”的反作用。知耻而后勇，让日本登顶世界强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让“日本制造”从50~60年代的粗制滥造到70年代的横扫天下的逆袭也已远去。如今，“日本第一”、“日本企业等于高质量”已经成为一块不堪辱没的金字招牌，反而阻碍了企业品牌营销、高新技术引进和再吸收。国际竞争压力越大，“耻文化”就越是沉重的枷锁，强撑门面、维持体面的后果就是，日本企业自上而下地，保持高度默契地造假、徇私。

其四，从众心理。日本自古代村落共同体时期，就形成了“村八分”原则，言外之意是，大家都这么做，我也这么做就是对的，盲目从众似乎写进了日本人的文化基因。高管加班，下面员工都加班，没有人问为什么，没有人敢不干。

一方面，这种思想遏制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技术创新会被认为是对规则的破坏和缺乏教养的表现，哪怕规则本身毫无意义、缺乏效率。另一方面，这种思维为造假、舞弊等违规行为张目，只要有骗人的先例，只要能带来好处，就会有无数企业、无数员工跟风。

至于“工匠精神”，吹着玩就完了。“工匠精神”曾让日本制造业如虎添翼、舍我其谁，但那毕竟是全球市场环境远远不如当下活跃的80~90年代。大规模、标准化流水线生产的大工业时代，技术变革如腾笼换鸟的移动互联网时期，日本还在讲家族传承、手工工场的情怀和匠心，显然已经过时。

与“耻文化”一样，“工匠精神”被神化后也变成了沉重的枷锁，哪怕有一点丑闻和裂痕，被吹捧起来的故事就会被迅速撕碎。而且，对产品本身近乎艺术品和祖训一样的追捧，事实上是一种自我陶醉和自以为是，会忽略消费者变化多端、不断升级的需求。这与现代制造业量身定做、个性需求的发展方向截然相反。

2011年，日本时任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劝告日本各大企业高层，要放下守旧的执着，每个半年来中国市场考察一次。“日本如果离开了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是没有出路的；而如果日本企业不了解中国市场的需求，是不可能做好的。”

比如，80~90年代，日本家用电器横扫天下，但从2008年开始，中国家电业的迅速腾飞迫使日本家电企业陷入全面亏损，只一年之内就让日本变成家电进口国。如今日本仅在部分核心技术和关键零件上保有领先地位。换言之，“工匠精神”只关注于对某几项技术和某几件零件的打磨和发挥，却对产品整体是否符合国际市场的最新需求麻木不仁，这是日本企业的通病，也是大病。

多像日本的民族精神，有小礼而无大义。

2017年11月，日本媒体调查显示，“酷日本机构”的24个斥资500亿日元的投资项目中，一半以上历时超过1年的项目未达到计划收益。2020年，《东京米其林指南》将“数寄屋桥次郎”摘星除名，“寿司之神”被扯下了伪装。2011年前后，被吹上天的日本智能马桶圈，不也是中国工厂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