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简单谈一下我的想法。限于思考不甚成熟、全面，以及以及一些敏感问题，有些观点就不展开说了。

首先，本次普查揭示并肯定了中国近十年来的发展成果。

2020年普查数据，中国人户分离49.2亿，流动人口3.75亿。10年前的第六次普查，人户分离2.61亿，流动人口2.21亿。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形成了活跃的跨地域经济发展与社会运作模式，实现了全国经济一体化，各类资源的分配与流通更便捷、迅速、及时。这在二十年前，乃至十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第七次普查，中国城镇人口9亿人，占总人口的63.89%。农村人口5亿人，占36.11%。十年前，中国城镇人口6.6亿人，占49.68%。乡村人口为6.74亿人，占50.32％。显然，这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果。

十年来，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吸收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再加上精准扶贫中的“易地搬迁”政策，终于改善了多数人口的生活条件，降低了社会行政成本。同时也强化政府对基层的感知、管理能力。我认为，这应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多数人口过着拥有较完善、较高品质、较高效率的基础设施和配套社会服务的时代，是基层治理模式的突破性完善。

其次，本次普查也揭示了一些问题。有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有些比想象的还要严重。

汉族的绝对主体地位，是中国保持社会同质化、世俗化、团结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基础，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也是中国区别于任何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本原因之一。然而，汉族在第七次普查中的占比降低了0.4%，降至91.11%，似乎是个不祥预兆。

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照搬苏联的民族识别，未曾想民族主义竟然成为苏联最大的掘墓人之一。只是中国近40年来经济发展迅猛、少数民族多且总量少、汉族与其他民族长期融洽、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等，才未能招致大患。

少数民族在就业、升学上的优待政策，历来为中国汉族人诟病，积怨颇深。以血统而非贫困程度确定扶助政策，反而让唯才是举、任人唯才成了奢望。长期以来，该政策不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反而把维护利益变相为塑造特权。这事实上是对中国社会大多数人，即主体民族的系统性歧视，是少数民族（不是少数族裔）的利益凌驾于全社会的体现。在这种条件下激发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更容易极端。

目前，部分地区正在对取消少数民族高考加分进行试点改革，效果卓著。我认为必须尽快将优待政策聚焦于烈士和英模子女，彻底破除以民族叙事取代阶级叙事的不良政策。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社会以阶级横分，以民族为单位竖着分？一碗水终究端不平。

第二块疑问较大的地方是2020年新生儿数量。有人怀疑普查或新闻媒体预估，必有一个在编造数据。我觉得未必。因为本次普查调用了公安身份信息、卫健委出生死亡信息、医院生育建档信息、流产及相关医疗检查记录等，是历次普查中最真实的一次。但是，面对14亿人的巨大人口基数，再加上不同的统计口径，我认为上千万人的波动问题不大。何况，与其纠结于具体数据，不如关心更重要的人口结构和变化趋势。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的人口危机。老龄化、少子化之类，长期唤起人们的激烈讨论。但是，我个人有一种预感，就是我们以为国家十分重视的东西，国家并不那么在乎。

我曾总结过，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善于建立并贯彻20年以上的长期计划，时至今日依旧深耕基层、发展基层、立足于基层；具体事务因地制宜，不搞政治挂帅，成效只用实践检验，先小后大乐于试点；善于且勇于改革，风险管控能力和意愿两手都很硬；坚持吸收西方阵营先进发展成果乃至政治理念，结合本国实际为我所用。

改革开放以后，许多亟待解决的大难题和大危机，中国都能从容应对，何况一个足有几十年回旋余地的老龄化问题呢？

目前，国家已经为未来的老龄化社会做准备。我能列举的政策有：推动电商直播等居家零工，解决生育歧视，强化转移支付，全国社保连通、促进人口流动等。但是，根子上还是要靠“中国制造2025”中的新技术、新能源解决，靠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盈利来解决。

而且，老人也可以拉动消费、创造价值（劳动力），并不完全是负担。就算形势严峻、需求强烈，中国政府的一贯风格是以巨大牺牲换得巨大成绩，为长期利益牺牲短期利益，为全局利益牺牲局部利益。我觉得数十年后，中国完全可以采取其他国家不可能采取，甚至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方法解决人口问题。

须知，消除房地产泡沫（房住不炒）、削减落后产能等历史性任务，单靠市场调节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本完不成，如今深重的社会危机都肇始于此。但中国政府靠独特的决策力，出色的行政力和坚决的执行力，竟然逐步地完成或正在完成。这是中国体制的特色。老龄化导致的社会保障负担，只是另一个西方完不成的任务，中国也可以效仿前两个任务，逐步减轻之。

长痛不如短痛。相较于总人口，老年群体只是一部分。我点到为止。

在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发展的太快了，人的伦理、道德跟不上，连西方国家都不得不下意识盲动应对，这意味着中国内外的变数太多。诸君，从全网调侃烈士、侮辱英模，公开爱国反被网暴，颜色革命危险骤增的时代，到全中国爱国正气盎然蓬勃，舆论形势大为好转，三个自信空前激荡的今天，也才不过10年而已。谁能想到往后10年，20年的民意？当我们95后和我们的孩子成为社会主力军时，主流民意会发生无法预测的激变。应对人口危机的手法会大大拓宽，负担也会大为减少。

更重要的是，人口问题的解决，与技术大革命息息相关。如果人口危机先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爆发，那么中国有现成的，解决劳动力紧缺的经验可供参考——大城市可以吸收民工就业但户口不动（结婚生子都不行），亲属子女入学难，安家购车就医受限，干脆把“农民工”改成“外国人”，不就可以咯？

退一步，中东逊尼派国家长期吸收印度、巴基斯坦劳工就业而不给国籍，以至于侨汇收入是印度最大的外汇来源，中国也可以参考。华南地区就吸纳了大量东南亚务工人员。

退一万步，日本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样本：如何在老龄化严重，经济基本停滞的情况下运营高水平发达社会而不出现大危机？

如果技术革命先爆发，那就更不用担心。中国将毫无疑问地，与美国成为引领变革的第一梯队，巨大的红利将被中国吸收。想想看，物联网、工业机器人、无人流水线、人工智能……中低端就业会持续萎缩，我认为近十年内，中国就业压力的增加速度，远超老龄化速度。任务优先级显而易见。

我想起了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话：“因为后现代社会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反而大量削减劳动力以减少成本，过去的那套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在今天，为了符合社会规范，社会成员需要学会积极快速购买和消费商品，可是穷人没有这种条件，因此，穷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绝对地、完全地成为让人担忧和讨厌、没有用处的人。”

换言之，相较于老龄化社会劳动力短缺，以及人口增速放缓甚至总量下降，国家更关心的是技术变革引起大量低端就业岗位消失，导致大量人口迅速失业，超过国家救济和调配的速度。

国家不可能否定和压制技术进步（不能做也做不到），也不能容忍失业率骤增——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不允许出现大量无业流民，否则将产生重大而直接的政治危机，参见1929年大萧条时期欧美各国的政局变化。

我不是国内问题专家，只是斗胆揣测，一家之言：为什么河北省粗钢产业（地条钢）屡禁不绝？国家一纸政令强硬打压不行吗？不是不行，问题是一个行业中的大量中小企业被禁，它的上下游企业也会遭到波及，就业怎么办？

以现有的人口增长速度，就业压力已经很大。若是放开生育，彻底淘汰优生优育，只会让就业压力更大——就业是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处理不好就会撼动执政党的合法性。

何况，既然放开二孩的效果远不如预期，大城市不生，农村扎堆生，反而增加了地方财政负担，甚至险些返贫。因此，我认为放开生育也不会一举解决生育率低的问题。一旦“最后的手段”都失败了，社会大众怎么想？不说人心惶惶，就说着唱衰中国的狺狺狂吠，就足够惑乱人心的。

再者，放开生育意味着相应的社会保障也要跟上，而战略机遇期、发展转型期的中国急需用钱，财政紧张，不能轻易为一个几十年后才可能爆发的问题，破坏既有的发展规划。口子一开，中国却没有雄厚的财力，于情于理都不合适。

先说这些。我麻了，先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