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袁隆平院士和吴孟超院士相继去世。两位都是各自领域中的泰斗，但人终究敌不过岁月老去。

袁隆平蹲在稻田里，手抚稻穗细细观察的照片，真真切切地出现在初中和高中的生物书和历史书上。等到上大学，还是能在B站上刷到袁老的视频，看到他光荣获勋。我小时候看过央视十套的《大家》栏目，吴孟超被称为“肝胆超人”。记得电视上说，吴老的对肝脏太熟悉，手感之好，以至于开腹后，瘤子用手就能剥个清楚。面对镜头，吴老还说，人老了手抖，但握紧手术刀时就稳如泰山。当时，八十多岁的人，还在一线治病。

除了他们，2021年也伴随着其他院士的离世：射电天文学家王绶琯、石油钻井专家沈忠厚、高分子物理学家程镕时、核物理学家周毓麟、天文学家周又元、“中国核潜艇之父” 彭士禄、遗传学家沈善炯、药物化学家谢毓元、经济学家李京文、空间技术学家闵桂荣等。

他们在共和国最缺少人才时挺身而出，在条件最艰难时承担重任，为共和国奉献了一生。而他们总是在照片里微笑着，告诉观者：他们还很年轻，很有干劲，一如初见于小学和中学。

然而，今年去世的院士中，最年轻的也有82岁。这些老一辈的院士们，无一不是在一线坚持工作，无一不是在辉煌中继续前进，奖掖后进、传播技术、高风亮节。大多数老院士，只能凭借一则讣告，短暂地进入国人的视线，然后迅速被娱乐新闻覆盖。那些转发“将军坟前无人问，戏子成名天下知”的人，甚至都不愿意了解他们。

他们是沉默的。甚至连非议都少有。他们不会辩解，也不愿辩解。

没有人不在乎荣誉，没有人离得开柴米油盐。但这些闪耀的群星，心中永远知道，有些东西更重要，比如宇宙万物，比如中国大地。他们把自己的科研论文，一笔一划地写在华夏九州。

然而，中青代院士中，相当一部分拿到头衔就尸位素餐。靠“院士”二字招摇过市、前呼后拥。

我突然想起，为什么十年前就有媒体炒作“大师逝去的年代”？到底什么离我们而去了？

那个理想主义的时代，结束了。

今年去世的院士们，无一例外生于战乱，长于困苦，在百废待兴中投身祖国建设，在十年动乱中受尽屈辱折磨。但是，他们没有放弃，也没有恐惧畏缩，也没有贪图享受。

他们，是真正用双手创造理想中的幸福生活的一代人。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中华民族而活，为千千万万人而活。我相信，袁隆平在田地里寻得雄性不育株的如释重负，与吴孟超切除病情凶险的肿瘤的转瞬释然，所产生的幸福感都是一样的。

为人民解除病痛，为人民免于饥饿，为人民免于外侮，为人民远离贫困。老一辈的院士，尽管从事的行业千差万别，却又如此相似。

为什么袁老去世，全国发自内心的哀悼？因为在老院士们寄予深厚希望的今天，理想终究败给了现实。人民富豪登堂入室，中介贩子成为赘瘤，食利阶级附生蚕食，金融炒家翻云覆雨。而一个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时代，并非自下而上的沸腾，而是表层激荡下的一潭死水。

劳动不再等于尊严，生活等同于生存。正直勤俭不如投机和流量，体面地端起饭碗成了奢望。那些被当成牛鬼蛇神扫除一空的东西，突然以“民俗”的名义卷土重来。贷款如层层的枷锁无形，从大学生开始就套在脖子上。996的作息，把剥削直接抛在劳动者的脸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竟然不容许工人坐着与资本家谈待遇。

有些学者甚至为一个马列主义国家发愁，担心美国人打出马列牌。真马列竟然怕起了假马列。

袁老的去世，像多米诺骨牌中最沉重的一块，彰显着理想主义的落日余晖。他们个个年近百岁，已经不能奢求他们再为我们保驾护航。现实再千疮百孔，也是他们耗尽力气为我们留下的。

以袁老为首的，那些在课本上熟悉不已，以至于人人习以为常的，我们的世界的守护者，终究轰然倒下。一瞬间，自己的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舍、不安之后，更多的则是恐惧。事实如寒风般灌进裂缝，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人、任何事物是永恒的。他们和我们一样，会老化、会死亡。

袁老是高墙，我们是鸡蛋。他走了，我们便要直面这深渊，直面这黑暗，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身后的下一代，运气好是下两代、下三代人。无论能不能顶得住，我们都要顶，因为我们已无路可退，前面的人的伟岸身躯，铺平了我们的道路。

我们也要告诉后面的人，不用担心，有我们在。直面于死亡，直面于未知，勇敢地挺起胸膛，也许是一种跨越时代的浪漫主义，何尝又不是一种新的理想。

余晖之后，便是暗夜。太阳又何时升起？悲从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