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日本外务省公布了下属独立行政法人“国际交流基金会”的业务实际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最大的亮点是，把日本多年来在中国培养“知日派”人士的举动放在了台面上。

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在世界各地综合实施国际文化交流的专门机构。其主要活动范围是文化艺术交流、推进日本之外的日语教育，以外国人为对象的日语教师培养、日本研究、知识交流等。总结起来便是：在海外树立日本良好的国际形象。

“白手套”呼之欲出：这可不是日本政府亲自插手的“政治宣传”和“洗脑”哦！这是民间组织自发进行的友好活动哦！

早在2015年，日本外务省提出了约合人民币405亿元的年度预算申请，目的之一是支援外国机构研究日本国情，赞助会议、寄赠图书，邀请日本问题学者访日等，特别是邀请中国的大V访问福岛，证明灾区岁月静好。

2017年2月，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日本驻英国大使馆每月向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支付1万英镑，以帮助日本在英国制造、渲染“中国威胁论”。出力最大的正是英国前外交副大臣马尔科姆·里夫金德。如此外交丑闻被披露后，第一时间被盖得严严实实，仅存一篇《每日电讯报》的文章，要付费才能看。

2020年4月，日本政府“应对疫情经济紧急对策”的资金中，足有24亿日元用于“清除改正各国对日本新冠疫情的负面印象”。外务省甚至用上大数据分析，搜集各国社交媒体上针对日本防疫的负面消息（无论真假），再针对性地发布“辟谣”。

遗憾的是，日本拿钱堵嘴、买通知识分子的“阳谋”，长期集中出现于中国学者的研究论文中，而非中国大众视野。毕竟在崇日媚日的时代中，揭露任何消息都会被认为是“民族主义”极端分子。

这份报告干脆声明：2008年起，基金会退出赴日参观考察项目，主要针对中国在社会舆论及媒体界有较强影响力的个人。截至2016年，共有144人被邀请，包括73名个人和71个团体成员。

赴日后，日本方面提供丰厚的汇报，承担一切开销。作家们自然投桃报李，为日本涂脂抹粉、美化宣扬一番，还让中国公民赴日游的热情倍增。2011年还出现了在日本买光马桶盖结果发现是 made in China 的新闻。

不只是邀请旅游，外务省还借基金会之手向大量中国知识分子“发工资”，每月2万元。自平成20~31年（2008~2019年），累计聘请105人、91个团体。长长的名单令人震惊：北大法学院教授、“法学之花”贺某方；作家蒋某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某；中山大学研究员荣某；前《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某诚；《新京报》首席评论员熊某云；南方系媒体专栏作家叶某政；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赵某君；财新传媒编委段某庆。

每一个人在拿钱、旅行后，为宣传日本做出的贡献，都被详细地记录在案，写在报告里。诸如“发布了有关日本司法制度和纠纷解决制度的文章”、“ 夸赞日本卫生问题的文章在中国获得了737万次点击量”，“26篇访日成果共获得440万点击量”，“初版10万册，大受好评”之类。

我的脑中立刻浮现出一位细细观摩老相册的父亲：长大了，儿子和女儿真出息了！

怎么说呢，外国人养宠物的成本也不算高，一个月两万块，相较于上述名流、高知的收入水平，不算多少，但意义“非同凡响”。这还只是日本，美国的渗透力和财力更强，猜猜日美两国在中国有多少未被公开的宠物？他们又在中国的哪些行业、哪些领域，发出哪些令人或作呕或发毛的叫声？又有多少人受到他们的影响？

政府会采取什么行动，不好说。但国内的资本财团、娱乐媒体会不会也出钱力挺，舆论的风向会不会持续哈日崇日？继而，我们的教育界，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的任课教师，以及培养任课教师的大学老师，会受什么影响？诸如梁艳萍之流，公开否定南京大屠杀，公开支持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疯狂崇日、仇视中国之人，竟然是教师！可怕，可恶，可恨！

你我身边的两张嘴皮，就能颠覆一个政权，颜色革命的厉害之处，可见一斑。日本外务省在中国舆论场的浑水摸鱼，除了美化自身，必然包括客观上的丑化中国、制造焦虑和矛盾，不然怎么一褒一贬，显得日本先进、发达、人文、绿色、幸福呢？

人不敢杀，心可以诛。日本计划让中国人自卑、自轻、自贱、发自内心地崇拜、敬仰、热爱日本，主动维护日本的形象，继而拉动更多人把日本当做精神祖国。一张嘴就是“不可战胜”、“肃然起敬”、“值得尊重”。当然也要补上一句：你国……粉红……蒙在鼓里……

这一招，日本早在侵华战争时期就用过了。日本自20世纪初起，花费近三十年，在旧中国培养出一大批“不带枪的皇协军”，也就是被收买的知识分子。他们笔下的日军秋毫无犯、纪律严明、尊老爱幼、不杀百姓，完全一副解放者而非侵略者的姿态。实际目的是摧毁中国人的抗日信心和决心，根植殖民奴化思想。谁反抗日本，谁就是破坏大东亚共荣。

1906年，《盛京时报》创办于沈阳，创始人是中岛真雄。1926年被佐原笃介接管，单期销量多达2万份，在旧中国的华北和东北有很大的影响。1915年，中岛真雄创立的《顺天时报》被转让给日本外务省，同年升格为华北第一大报。1928年北伐胜利后，群众怒斥其为《逆天时报》，报童拒绝派送其报纸。

1919年创刊的《关东报》和1921年创刊的《满州报》都是日报，大量发行，直到1937年停刊（全面侵华已开始，使命完成）。1922年，大连“中日文化协会”创办《大同文化》，但几乎只以中文介绍日本的风土人情。1922年9月22日，中岛真雄创立《大北新报》，日本军部发工资，“满洲铁路株式会社”还向中文编辑每月发放500日元的补贴，吸引大量旧知知分子。

除了中文，《蒙文报》（周刊）、《满蒙经济新闻》（月刊）还针对外蒙发起舆论攻势。松村利男在天津创立《公闻报》，以日办英文报纸与英美报刊争夺中国舆论。

1936年9月，关东军成立“满洲弘报协会”，负责协调管理日本人控制的媒体。执行机关是关东军“报道组”，理事长是高柳保太郎，弘报委员会委员长是板垣征四郎。旗下四份报纸：《盛京时报》、《大同报》、《大北新报》、《日日新闻》，垄断了华北和东北的纸媒发行权。电影业、广播和电报业，出版业等一切与宣传相关的行业都被日本绝对垄断。这不仅是对占领区进行舆论管制，更是对未占领地区宣传扩张政策，同时，日本间谍可以以记者为身份，深入中国各地收集大量情报。

坚持发表抗日爱国言论的《民众报》、《东三省民报》、《沈阳市报》等报纸，报社直接被日军踏平，印刷机被彻底毁坏。取而代之的是遍地开花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和“人文科学研究所”。借科学之名垄断舆媒，美化侵略的同时搜集重要战略情报。

1937年，“日中文化提携”方案（即《对华文化事业特别制度改正案》）获批，外务省负责具体操作，每年300万日元的资金由大藏省提供，该计划自1936年起大量收买立场不坚定的中国文化名人。

也正实在日本的威逼利诱治下，旧中国的媚日言论甚嚣尘上。1936年，日本《新兴报》主编是汉奸陈蝶生；1937年5月，《进报》主编是汉奸吴菊痴。1937年7月，《新民报》编辑局长是主编是汉奸吴菊痴，汉奸耿郁溪是文艺板块的负责人。日伪治安总署机关报《武德报》主编是汉奸管翼贤、柳龙光。除了这些影响力较大的报刊，日本创办的各种小刊物和报纸更是层出不穷，个个丑化中国，美化皇军。

1945年6月29日，日本即将战败，汪伪政权机关报《中华日报》仍然报道称：“皇军途经河南农村，正值大麦长成时，皇军不忍破坏中国农民的耕种成果，选择了渝军（国军）布满地雷的道路前进，皇军宁可自己冒着危险……”

为此，《新湖北日报》主编任白涛先生怒斥：“何至于连日本人污蔑中国人那么不义不德不要脸的宣传电讯也居然照样刊登……并且把卑劣文句编排成大字？”

日本的“萌宠”们，托我给皇军带句话：速来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