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凌晨，纽约大陪审团做出裁决：关于黑人丹尼尔·普鲁德（Daniel Prude）之死一案，不会起诉任何涉事警察。此事迅速引起轰动，全美各地陷入新一轮种族暴动。

去年3月，患有精神疾病的41岁的普鲁德去纽约罗切斯特看望哥哥，疾病突发。家属报警求助。警察把他按倒，膝盖压背，头被套上防吐口罩，死死按住。普鲁德很快窒息，送医急救时已脑死亡，一周后去世。纽约警方长期对外宣称，普鲁德死于吸毒过量。直到9月，警察局迫于律师压力放出视频，在网络上流传极广，纽约多地爆发大规模抗议。9月8日，7名涉事警察被停职，罗切斯特警察局局长被开除。为此， 纽约州还专门成立大陪审团审理此案。

然而，审理结果却是“拒绝起诉”。 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詹姆斯女士十分惊讶： “刑事司法系统已经表明，他们不愿意让执法人员对无理杀害手无寸铁的非裔美国人负责。”

2020年6月底，佛洛依德之死引起的社会动荡和文化上的反攻倒算远未平息，新一轮暴动再此搅乱了美国社会。新冠疫情之下，大量平民失业，怒火亟待释放。不过，我的看法是不变的：暴乱再严重，白人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生怕被逼站队、表态，也不会让美国少数族裔的处境发生任何根本性变化。

警察被起诉，哪怕被判罪，也只是稍微平息一点民愤。但暴力示威——无论是极左翼还是极右翼组织的，最终一定是以美国警察的镇压收场。

美国从来不是一个“按闹分配”的国家。这不是表扬。中国之所以会按闹分配，出发点至少是对底层民众的宽慰、怜悯和关心。美国则不然，底层就是底层，死就死了。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盛行的美国社会中，闹只会招来捕食者、压迫者的强烈报复，被消灭的日子反而会提前。

要想掀起美国社会的剧变，最终要靠美国白人的奋起一击，然后集体右转。种族问题只是“决胜一击”的导火索之一。

问题的症结在于，黑人的社会地位不是靠自身发动社会革命，自下而上摧毁剥削、消灭殖民文化而争取的，而是白人赋予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直接目的是对南方奴隶主势力釜底抽薪，黑人解放只是附属品。何况南北战争后，主张蓄奴的南方在文化和社会上取胜，导致“黑人除了不是奴隶，什么都没有”。等到时代的主要矛盾从动荡变为发展，从乱世变为治世，黑人解放的欠账就越不可能补回，黑白之间的不对等就会越拉越大。

然而，欠的账必须补回，不然没有真正的平等。这就是70年代以来，黑人暴乱愈发频繁的原因之一。不过，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原因是美国黑人虽然无比愤怒，手握枪杆，却是带着镣铐跳舞，在美国国家机器的框架内、安排下、容忍中闹腾。

美国不怕百姓持枪，怕的是出现革命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富有魅力、组织力的领导人。原因不难理解：

马丁·路德·金的温和派也好，黑豹党等主张暴力夺权者也罢，都出现了空前绝后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马丁·路德·金一声令下，参加集会的黑人就西装革履，和平抗议，“向华盛顿进军”，诸多白人也声援支持；黑豹党的扮相也很一致，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组织学习马列毛思想和斗争手段。

在马丁的带领下，黑人可以团结起来成为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超乎美国白人政治精英的想象；在黑豹党带领下，结合冷战的背景（包括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上的两次公开支持），黑人运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密切相关，而且相当一部分黑人的思想被启迪，看透了种族问题的核心是阶级矛盾，直接危及美国资本主义体制。

没有精英革命领袖的带领，没有科学思想的指导，黑人就算进军到华盛顿，迎接他们的只能是美军的坦克、机枪和刺刀，正如针对一战白人老兵的“星期四大屠杀”。

因此，70年代，大量美国民权运动家、反种族隔离人士、反战抗议者遭到FBI的全面监控，被认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甚至被暗杀。

马丁·路德·金成为FBI的“特别行动目标”，目的是“消除其作为民权活动家的威胁”，司法部长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直接下令窃听其电话，专属机密档案多达17000页。解密的FBI内部备忘录称，马丁一度被认为是 “整个国家最危险和最有成效的黑人领袖”，为此不惜搜集其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情报，但未能成功。即便如此，FBI 还是在局长胡佛的指示下挖出或捏造了大量负面信息（包括婚外情），试图逼其自杀也未果。1968年4月4日，马丁遇刺，凶手被捕后供述，刺杀行动是与政府特工一同策划。

黑豹党伊利诺伊分部副主席弗雷德·汉普顿，被特工下药后不受控制地手舞足蹈。1969年12月4日，FBI 顺水推舟以“暴力拒捕”当场击毙。其他黑豹党负责人也是如此。

戕害革命领袖的同时，美国政府开始招安，软化并消磨其革命思想，使其再次把自身解放的愿望寄托在选票上，成为民主党的铁票仓。1964年，民主党的肯尼迪签署了民权法案，卡特任内消除了对黑人的种族隔离。1992年，克林顿维持了平权法案并将其加强，克林顿也由此得到黑人族群的大力支持。

另一面，1964年大选败给约翰逊后，共和党的戈德华特（Barry Morris Goldwater）成为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复苏茁壮的精神人物——“保守派先生”。年轻一代的美国保守派得以崛起，共和党就此抛弃了东海岸的自由派共和党人，拥抱中部和南部的保守派，实现了美国政治版图大变革，至今囊括着对民权运动不满的南方白人。

可见，在美国，没有任何参选者、政党可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住政治地位才是要紧事。这就出现了美国政党愈发靠巩固铁票仓，立场越发极端的情形。基于政治生命的急功近利，又让美国政客不愿出让自身社会基础成就大局，政党利益与社会利益分道扬镳。

等到黑人民运领袖死的差不多，黑人运动的规模、组织和领导程度，均达不到与六七十年代相匹敌的程度。这便成为了美国统治阶级所期望的“新常态”。不会动摇美国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黑人骚乱，都是可以忍受的，甚至是有益的，因为这样便能周期性地释放社会压力。

看到了吧。一面招安多数，一面棒打领头，美国统治阶级让黑人的斗争失去了方向，暴力活动就从争取权利的手段变为目的，而且是唯一的目的。这也许就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优越”之处。

佛洛依德暴乱也好，普鲁德骚乱也罢，参与其中的人们（无论黑白）绝大多数是为了以打砸发泄欲望，顺带抢劫财物？真正要争取的黑人平权，只变成了干枯的口号和文字狱一样的政治正确，真到了街头上谁还管这个？为闹而闹，爽就完了。

所谓的“权利得到保护”、“正义得到伸张”，都是虚的、假的、自以为是的。第二天太阳起来，照样有黑人被警察枪杀，一次性打光弹夹的那种，而且还不会有录像曝光。

别看黑人闹得凶，打砸抢烧斗天斗地，实际上对美国的政治制度达到了盲从和偏信的程度。黑人被骗了，但他们很喜欢被骗的感觉——这叫“道路自信”。

怎么讲？美国黑人相信，美国的民主制度是解决平权问题的关键。游行示威和暴力活动是迫使美国民主帮助黑人的动力，而不是颠覆美国国家政权，“解放全世界再解放自己”的革命斗争。要不然，BLM运动的组织者也不会与拜登会面，黑人也不会反复号召“为拜登投票”。

理论上说，社会运动的声势越大，越能让美国政客感到担忧，担心选票的丢失并妥协；同时，社会运动本身也可以召集大量选票，让响应呼声的政客乘势而起。

理论和现实毕竟有差别。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它为所有玩家（选民）提供了选择权，却限制其选项——稳定的两党制民主。大选只能从两党推举的政治领袖（总统候选人）里选，中期选举的结果也只是民主党、共和党的多寡之别。两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都是为财阀利益服务的，只是略有侧重。党派借助资本的力量把持传媒，让普通百姓只能生活在被“加工”的信息中，用精心筛选的数字引导选民做出期望的选择。

任何政治新秀都要遵守这套规矩，任何政治诉求都要通过这套逻辑的研磨。

换言之，美国的民主是让被压迫者选择压迫者。对黑人而言，原先没得选，现在能从两个奴隶主中选择一个。选错了还能再来一次，总吊着胃口给人希望。正是这种“选择权的假象”，制造了一种别致的民主陷阱，怎么选、怎么闹、怎么拿选票施压，都不会使美国偏离既有的政治轨道。每一次选举都没有变数。

“假象”是自洽的。既然存在改变的可能性，但选举、弹劾等体制内部的自我调节、更新又没有得出黑人满意的结论，只能说明运气不好，或者没能有效动员群众，没能引起美国政客的反响，下次再努力。

但社会运动的声势多大才算大，政客多么担忧才能起变化？“民主”的美国并没有给出说法，于是黑人的暴力示威一次又一次地迫近舆论的极限，政治正确一再让人谨言慎行，黑人集中精力试探着那条改变命运的红线。

可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红线的高度。不跳出美国精心编织的民主逻辑，黑人就永远被囚禁在笼子里。枷锁是无形的，但美国黑人却顺从于这幅民主的枷锁，甚至希望让白人也戴上这幅枷锁，从而实现平权。

问题是，白人也深爱着这幅枷锁，选出了特朗普。黑人可以用社会运动寄托自己的政治理念，白人的沉默同样也能发声。一黑一白带着枷锁跳舞，牢房外的资本家嗑着瓜子看笑话。

就算选票发挥了作用，但政客有任期，政党要轮替。任期一结束，反对党上台政策肯定推到重来不连续。卸任的总统哪管洪水滔天？黑人有选票，白人就没有？黑人可以不满，白人也可以啊。何况，白人数量比黑人多。票数多就是王道——正如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所言：美国的民主就是“多数爆政”。哪怕多一点儿，也要赢者通吃。

选票的作用不大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把白人打垮、整死、批倒批臭，而是制度问题。黑人上街，展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思想的雏形，但他们选出的政客，却一方面必须屈从于既有的政治逻辑和政治体系，另一方面也被动地成为黑人命运的保护者、裁决者。

美式民主本身就是精英政治的产物，只要进入这场游戏，民众就根本上失去了表达自身原本利益诉求和政治倾向的机会，他们的议题、诉求和倾向，反而是被灌输、赋予，最终被迫选择的。选票不仅不能反映民意，反而让人民的主体性让位于精英的专制性，人民的革命性让位于精英的妥协性。

一次又一次的民主，都无法解决种族歧视。黑人们也变得习得性无助起来，表面积极参与，实际是早就得过且过，沉溺于酒精、毒品，生活在犯罪中，放弃解决问题的希望——被迫“为闹而闹”，被排斥在体制之外。在美国国家机器的干预下，他们看不到除了美式民主之外的，更好地解决问题的制度。

继而，美国大选的投票率逐渐降低，目前在40~50%左右，欧洲国家尚能达到80%。低投票率反而增加了美国大选的随意性，以至于时间和天气都会影响政党的成败——今天下雨、明天上班，本来就不想投票，那就不投吧。因此，支持特定党派的公司老板会在投票日为员工放带薪假，鼓励其投票。

定体问，定体问。竞选期间，拜登称：美国在种族问题上存在“ 根深蒂固的体制性不公”——抗议的自由和以选票惩罚不称职官员，美国人自己都说没用。

美国不是法治国家吗？立法保障少数族裔权利不行吗？之前有不是没做过。对，之前的确做过，1964年民权法案直接禁止种族歧视，可现在黑人还在闹腾“不公”。作为海洋法系的国家，美国法律的制定是必定难产的一回事，解释、执行是另一回事，社会观念和潜规则的阻碍就更难以清除。

何况，这是用法律武器解决政治问题，但一般的操作经验是，任何法律问题最终都会政治化。因为美国可以通过任命具有特定政治倾向的法官，实现政治对司法的干预。

相较之下，美国在第一时间拿起的法律武器，只能是“再乱就开枪”。1992年的洛杉矶骚乱是这样，2013年的“黑命贵”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这就是美国政治制度下，对重大事件的反应和调整能力——维持稳定。

无解。怎么都无解。黑人不斗争，就是等死。一上街，必然会被污名化——暴徒、极左、恐怖分子、里通外国。不难理解：黑人为闹而闹爽了，但破坏了社会秩序和正常生活的条件，槽点过多，白人必然会觉得恐惧和愤怒。

进而，黑人支持的民主党会大声疾呼平权，笼络相当一部分白人的共和党自然会煽动、扩大恐惧和愤怒，甚至针锋相对地号召右翼民众（白人至上主义者、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等）持枪上街维持秩序。哪天往国会一纵火，小胡子就能上台称元首了——现已加入法西斯豪华套餐。

话说回来，美国政党的拿手好戏就是反共+种族主义——政客在混乱中浑水摸鱼，抓住部分人的心理，以代表这些人的利益为幌子榨取政治胜利。

美国靠种族主义崛起，靠反共打赢冷战而登顶超极大国。二十年代处理罢工时，煽动不明就里的百姓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同时把矛头转移到华裔工人身上。如今处理黑人闹事，共和党直接声称中国干涉美国内政，还挑拨白人与之对立。祖宗之法还真就没变过。

反共能牵制黑人运动的原因上文已经叙述。种族主义为什么也行呢？因为美国统治阶级强调人种区别，用肤色、信仰、性别和性取向区分人们的权益——即把社会竖着切，搞“身份政治”。按现在的话，叫做“鼓励社会多元”。

如此，分散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在被统治阶级内部人为制造壁垒，迷惑群众，阻止团结。实际上将阶级矛盾弱化为种族对立，再将种族问题聚焦到个人恩怨。为了“多元”，不惜煽动群体对立，加深社会裂痕。其下场只能是削弱社会共识，直到仅剩下字面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即便是三个词，各个群体也只是原则上同意，具体理解和执行上大有差别。在身份政治的框架下，黑人的斗争就离不开进退两难的困境，就会疏远大量民众，稀释自身的政治力量并被不可避免地污名化。

美国持续多年的反共运动，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对左翼组织的残酷打击，七十年代对左翼思潮的压制，终于诞生了一朵反共之花，全社会上下对社会主义充满仇恨，甚至于纳粹混为一谈。种族主义也未曾因经济的发展而显著消退。

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一个通过创造不平等以维系其存在的制度。因为它的核心是资本的逐利，而利润的来源是剥削，剥削就意味着有强者和弱者之分。

暴力本身是一种斗争手段，黑人想要展示力量，就必须把朋友做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其实这是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又是共产主义）。这也就意味着，必须突破原先的种族叙事的壁垒，重塑无产阶级的视角，要让底层白人也看到，他们也是美国体制的牺牲品。敌人不是彼此，而是国会山里的政客，华尔街的资本家。

罗莎·卢森堡说：“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诚不欺我。

东方的太阳升起时，灯塔便毫无用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