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太阳报》爆料，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与最亲密的已婚女助手将·卡拉丹吉洛发生婚外情，证据是两人在英政府大楼9层办公室里的60秒激情视频。

汉考克自2018年起担任英国卫生大臣，疫情期间全盘负责防疫政策。卡拉丹吉洛在丈夫的时尚公司担任公关总监，还是伦敦公关公司的董事和大股东，身价百万。两人牛津大学的同学，都是已婚状态，也都有三个孩子。

疫情席卷英伦三岛，各种输入变异毒株肆虐，死亡病例激增，这位本应该忙到焦头烂额的卫生大臣（相当于中国的卫生部长），竟然在办公室里与女助手热吻、相拥、摸屁股。这就是西方民主制度选出的理性、专业的文明官僚？这就是尊重妇女、忠于婚姻的英国绅士？

何况，卡拉丹吉洛是汉考克用纳税人的钱，在2020年9月任命为卫生部“非执行董事”、监督委员会成员的。这是秘密任命，无公开记录，但卫生部发言人称“按照正常方式和正确程序进行”。2021年4月以来，卡拉丹吉洛还获得了议会通行证，可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随意出入议会大厦。据称，卡拉丹吉洛可拿到1.5万英镑的薪酬。换言之，堂堂卫生大臣，用公款把情妇安排进卫生部任职，公开搞裙带关系。

视频录制于5月6日。根据纸媒采访和社交媒体的讨论，大臣与女助手自疫情爆发之初便开始这段孽情，卫生部上下皆有目睹，内阁各部人尽皆知，但高官集体沉默，工作人员怕丢工作，个个不敢“吹哨”。即便是《太阳报》拿到激情视频后，也捂了至少一个月才放出。

原来，这就是西方反复鼓吹的制度优越性？西方制度的“自我纠错”在哪里，“媒体监督”在哪里？西方的“吹哨人”不总是仗义执言吗，不是有法律保护其权益吗，为何害怕被报复而不敢揭露严重到已经干扰正常工作的，高级官员的生活作风问题？要么英国的吹哨人保护法形同虚设，要么是英国言过其实、自我吹嘘。

问题不止于此。两人在5月6日颠鸾倒凤，适逢英政府禁止不同家庭的人室内社交，敦促保持两米以上社交距离，避免“面对面接触”的封锁时刻。汉考克镜头前颁布禁令，转头就与女助手“零距离沟通”。规矩给下层百姓立，社会精英不服从？

除了情妇，汉考克还让前邻居Alex Bourne获得了一份价值数百万英镑的新冠病毒检测合同，但此人没有在医疗机构从业的经验。事实是，汉考克负责的养老院疫情监测和追踪系统一塌糊涂，医务工作者的个人防护用品短缺问题也未能解决，前后浪费了数百万英镑。

新仇旧恨一齐涌上，英国舆论沸腾，要求汉考克立刻辞职，或首相约翰逊出面辞退之。6月26日，汉考克发布声明道歉，但坚决不辞职。道歉的原因是“违反了社交距离的指导原则”，任人唯亲、浪费公款、防疫不力等严重问题全部没提，甚至没有给结婚15年的妻子一个道歉。

唐宁街立刻表示，首相已接受了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就违反社交距离准则的道歉，并“认为此事已经结束”。好家伙，公然避重就轻，包庇问题官员，西方民主制度真是优越性十足啊！搪塞、掩盖、沉默，这就是英国“自我纠正”的诀窍？

其实，让我颇为感慨的是，中外官员问责制度的不同。在中国，地方政府的一把手对属地内一切损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事故负责，无论是疫情、严重车祸还是生产事故，贪污收回、浪费公款、生活作风腐化更是如此。轻则处分，重则移送司法机关定罪入刑。

这是中国特色的问责制。在西方，出现重大事故，司法处罚几乎只限于企业负责人，而且大多是罚款。

高级官员顶多表示遗憾。实在逃不脱，西方高官也会被判有罪，但几乎不会入狱服刑，典型的“刑不上大夫”。例如，2004年，希拉克政府的总理阿兰·朱佩被判有罪，最终改判缓刑。

法国宪法委员会前主席、前外长洛朗·迪马（Roland Dumas）曾因中国台湾的拉法叶军购案被迫辞职，又因此被判刑两年六个月，其中半年是实刑。上诉后改判无罪释放。2010年4月30日，法国前内政部长夏尔·帕斯瓜（Charles Pasqua）涉嫌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共资金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而后又查明，帕斯瓜参与3起利用职务谋利案件，还深陷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计划”丑闻，但都在上诉后被判无罪或缓刑。

2015年9月，萨科齐涉“竞选开支超标代付罚金案”，法国共和党（前人民运动联盟）主席科佩和账务总监特琳娜被判有罪，萨科齐竟然以“污点证人”身份脱罪。2017年，萨科齐政府的总理菲永夫妇也被判有罪，也改判了缓刑。

自2019年底至今，新冠疫情肆虐全球。2020年前三个月，湖北省处分了3000多名干部，厅局级10余人，县处级100余人。然而，在疫情更甚于中国、死亡病例和确诊病例日益激增的英美诸国，没有任何官员以“抗疫不力”的罪名受到惩处。

死乞白赖不辞职，铮铮铁骨汉考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