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国家网信办突然发布的重磅消息,措辞之严厉,真真惊了我。

须知,2021年6月,工信部通报第14批次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APP;5~6月,国家网信办发布了4批次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通报,涉及300余款手机应用。没有一次是“字少事大”。

按照我对中国政府的了解,说得到,做得到,出手必是雷霆万钧,一击必杀。所以, “滴滴出行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的论断,必然经过严密的调查、核实,掌握了充足和详实的证据。

对人民而言,这将是国家对争议已久的,APP采集客户隐私信息问题的正面回应;对资本家们而言,这简短而有力的一句话,彻底打破了最后一丝侥幸和猖狂,我已经想象到他们彻夜难眠的样子。

资本家们用手机APP盯着用户个人信息,“老大哥”则在盯着资本家!

2020年6月底,有关数据安全风险监测机制对主流应用商店的4万多款APP进行监测,92.97%的APP存在“中高危”数据安全风险。据我分析,如果仅仅是滥采个人信息且用于商业目的,国家不至于如此强势。想必,滴滴出行采集了大量涉及我涉密机构的地理位置和规模的敏感信息,用精确的汽车行程记录变相非法测绘,结合乘客的身份及往来记录,推断某些地图上未标注的单位、建筑的工作性质。

人文地理,也是国家机密。零散信息被汇聚、整合、分析后就可能变为重要数据。

上世纪30年代前,日本曾以各种手段,详细探查了中国各地的风物、民俗、地理、物产、矿藏、工商、社会、政治等。日本间谍学校“同文书院”全体学生都要用数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对中国进行名为“大旅行”的实地调查。有的班专为某一种经济作物、某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或某一类经济活动进行专项调查。40余年来,5000余名日本学生在700多条线路上对西藏以外的中国展开详细调查。

同文学院第九期“四川班”的学生在调查前发誓:“不要命,不要名,不要钱,满怀不平、野心,郁愤丛积,远离故土,会看到大和樱花与旭日国旗在蜀山之巅高高辉耀的那一天。”校方将每届学生的调查报告装订为“毕业论文”送交日本外务省、农商务省和日军参谋本部。

直接后果是,侵华日军的军事地图比中国军队自己使用的都准确。1937年末,国民革命军第29军在河北泊头镇击落日机一架,参谋处韩立才中尉大加惊叹:

“那一张军用地图正是我们家乡——河北省盐山县一带的地形图。我认真审查了那张地图,不但很感兴趣,而且非常惊奇。原因是日本测绘的那张地图,比我国测绘的一万分之一的地图还精细……我们家乡附近的各个村落的位置、河流及道路走向非常准确,连每个村落里有多少水井、多少人员、多少物资也都有记载,这不“神”了吗?我在军官学校是学工兵的,学习过测绘,我们用相当长时间测绘,有时还测不准确……这么精确的地图他们是怎么搞出来的?

在中国东北,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设立“调查部”,职员平均年龄35岁,坚持“野外作业”,不辞辛苦地工作,对华深入调查。例如,“农村一般调查”便设置了55个项目,其中仅“农家调查”项目包含26份专题调查表(农家人口构成表、农业生产调查表、农业副产品收支表、畜产调查表、农家房舍调查表、农户生活费表、借贷关系表等),共计数百个调查细目。县长、秘书、县政府文书、保安团长、公安局长、县城布行、粮栈与杂货铺的店主、商会会长、乡长、副乡长、知情者、农家户主等被列为“必须口头调查的对象”,还要查阅乡公所的文书档案。

因此,日本对华情报十分精细,令人叹为观止。“名作”主要有《东三省(满洲)土匪研究》《中国抗战能力调查》等,后者包括30余篇研究文章,只呈送日本政府和军部,观点十分犀利;由于中国基本经济结构在农村,日军对沿海的严密控制不会削弱中国经济。农村同样是抗日力量的来源,因此必须推行有利于中国农民的社会关系。中国共产党 武装农民,成功地改革了社会关系,但国民党依靠地主统治基层。结论是,“日中事变已不能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只能以政治方式来解决。”

战后,同文书院改建为爱知大学。该大学成为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大本营之一,其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ICCS)是日本最活跃的当代中国研究机构。戴季陶先生感慨道:“‘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到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

单纯的数据采集,也许可以用无心之失解释。可作为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寡头企业,如此行为便显著存疑。首先,数据是信息时代的关键资源,堪比煤炭之于蒸汽时代,石油、电力之于电气时代。数据安全直接关系着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不可被少数企业垄断后以商业活动为名输往境外,一旦出现意外,例如被境外情报机构、商业间谍或不明人士截获、窃取,其危险性和破坏性都很高。

其次,中国企业遭受美西方连环打击、无理制裁。联想到去年“字节跳动”被美国制裁的前前后后,我们不难想到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若想继续立足于西方,相关企业很可能以出卖已有数据、为西方政府继续测控数据等作为交换。

美国政府一直希望建立全球数据霸权,早就布局过滤互联网信息流,通过“棱镜计划”等监听、监视项目获取全球各国敏感信息。2018年,特朗普签署《合法使用境外数据明确法》,即《云法案》,明文规定:一旦发生某些特定情形,美国执法机构可以要求在美国运营的公司提交相关数据,不管是美国还是外国公司,不管这些数据是在美国境内还是境外。而且,只有美国政府认可的“适格政府”,才能与美国签订协议,从美国境内获取数据。

事实上,滴滴公司的大股东全是外资,其债权融资、战略融资主要来自美国高盛集团、摩根斯坦利、BH集团,英国伯克利与日本丰田、软银集团。日本软银是第一大股东,持股率21.5%;第二大股东是美国优步,持股率12.8%。而滴滴董事会中包括代表苹果资本入股的外国人阿德里安·皮西亚(Adrian Percia),此人是发展部副总自2016年6月30日担任董事会职务,简历显示曾经是一名美军军官。

当然,我只是陈述我所知道的情况,我自己也没有十足的证据。在国家安全之外,还有一层含义,也就是反垄断。有些互联网企业,完全走得金融资本迅速膨胀的路线,真论核心技术竞争根本排不上号。然而,风口上的机会,再加上庞大的规模,让他们产生了“大而不能倒”的幻想。对于让用户别无选择的垄断企业而言,企业才离不开客户,离不开中国市场,而不是相反。

为了打击这一不良风气,彻底消灭大数据杀熟、倒卖隐私信息、规范用户数据的采集和管理,我十分支持国家以扫黑除恶的坚决态度,彻底清扫我国互联网企业的违法行为,来一次虚拟领域的“土地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