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至18日，美军马里兰州阿伯丁试验场第一区医学实验室的六名士兵和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一名士兵被部署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军事医疗专业人员一起进行了培训。

据美国《国防信息科技报》援引第一区医学实验室“地方病和生物战评估”负责人李章宇（Jang-woo Lee）少校的话：美国士兵旨在支持乌克兰国防部建立移动生物诊断部门。

新冠疫情爆发后，在全球拥有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的美国最先把责任甩向中国。德特里克堡成为“核查禁区”，美国拒绝回应美俄在公开场合的呼吁。

二战后，美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事实上是将日本法西斯残余分子纳入为美国东亚统治秩序的一部分，继而创造美国战后霸权。美国的德特里克堡基地对生物战的研究，也正因为获得了731部队的“人类活体实验数据”而事半功倍——不用核武器就能毁灭苏联和中国，美国做梦都想实现。

731部队对外称“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总部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它是日本生物战、人体试验的秘密军事部队。

1942年，日本法西斯发起对华细菌战，美国军方大受启发，决心研发细菌武器，首席科学家是威斯康星大学的艾拉·鲍德温。1943年3月，一座废弃的国民警卫队基地改建为德特里克营地，即陆军生物战争实验室总部。大规模制造炭疽孢子、布鲁氏菌病和肉毒杆菌毒素等的生产线迅速投产。美军还在犹他州建立达格威试验场，测试生化武器威力。

1945年，随着更高效、更具威慑力的核武器的诞生，生化武器的战略价值下跌，研究趋于停滞。8月下旬，微生物学家莫瑞·桑德斯赴日本调查细菌战情况，问询多名731部队核心人员。两个月后，《桑德斯报告》认定，731部队资料、标本对美国生化武器研究具有“关键价值”。

日本投降后，麦克阿瑟与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若松有次郎等20多名日本731部队的法西斯战犯秘密接触，最终在日本镰仓酒馆落笔成书，达成臭名昭著的《镰仓协议》。这份豁免协议至今被英美日等国联合否认。该协议以保护以中国人为生化试验对象的，罪行累累的731部队不受起诉，免除战争罪为条件，换得大量细菌战、毒气实验、人体试验的绝密资料。

1946年4月，德特里克堡的汤普森中校再度赴日调查，美国获得了21种细菌战剂、4种细菌攻击方式、10份张细菌炸弹图纸等重要资料。5月31日，《汤普森报告》递交美国军方，后者如获至宝。

1947年4~6月，德特里克堡病毒学专家罗伯特·费尔赴日调查，获得731部队炭疽、鼠疫、伤寒、甲乙型副伤寒、痢疾、霍乱、鼻疽的人体试验和野外实验数据。费尔在报告中特别提及：“此次调查全部资料均保留在情报渠道之中，不得用于战争罪起诉。”

同年10月29日，德特里克堡基础科学部主任、细菌学专家艾德文·希尔赴日，与石井四郎、北野政次、太田澄和增田知贞等22名731部队骨干展开合作，验证资料真实性。12月底，《希尔报告》得意洋洋：“收集到的证据信息对我们开发细菌战十分珍贵……为了拿到这些数据共花费了25万日元，与实际研究成本相比，只是花费了如此低廉的价格就获得了珍贵的资料。”

1949年，德特里克堡组建了一个研究有毒细菌在战争中运用的绝密研究组。1950年初，石井四郎在美军安排下秘密飞往德特里克堡，就“执行细菌战”、活体试验等为主题作内部演讲，此事被路透社披露。不久后，美国还将石井四郎等科学家返聘为高级顾问，在德特里克堡一作代号731的实验楼内继续研究细菌战。

1951年，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若松有次郎等来到朝鲜战场，“指导”美军使用生化武器。沾染了鼠疫、霍乱和炭疽的苍蝇、跳蚤、蚂蚁和飞禽羽毛被封装至细菌弹中，投放在1952年初的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

据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生物学家李约瑟率领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确证，美军使用的细菌武器，具有显著的在日本细菌战技术上发展而来的特征。700多页的报告列举了美军在朝鲜实行生物战的实证，结语是：任何自然力量，都无法召集这样一场“女巫的狂欢”。

石井四郎一直在美国享受中将待遇，领取退休金，凭借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保护证明”享有行动自由，直到67岁死于鼻咽癌。其他731部队骨干成员也在美国保护下活得滋润，在日本成立制药公司，专营美国订单。北野政次和内藤良一等创建的“绿十字”株式会社早在1982年就坐拥10亿美元资产。1998年改名为“绿”，1999年改名为“原吉富”，2001年被三菱化学收购，改称三菱制药。

直到现在，731部队人体试验的原始档案，包括《炭疽菌实验报告》、《鼻疽菌实验报告》、《鼠疫菌实验报告》，都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科学技术部档案室。三份报告包含解剖数据、彩色解剖图、器官感染路径和感染程度等详细资料，封面还写有 “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基地生物战实验室化学部队研究与开发部，此函归还至战后总部档案部”的字样，盖有“达格威实验基地技术图书馆”的黑色墨印。

综上可见，美国政府有意隐瞒日本法西斯的细菌战罪行，庇护731部队成员免遭东京审判，独占人体试验情报资料。美国细菌战专家谢尔顿·H·哈里斯在《死亡工厂》一书中写道：“实际上，（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是，只要不给美国带来麻烦事（即给予战犯免责）留下文字记录，就可以继续与石井四郎等进行交易。”

1968年，美国披露的档案证实：德特里克堡常驻约300名科学家，微生物和植物病理学各占一半。基地每年繁殖试验用鼠90万只、猪50000头、兔子25000只、猴子4000只，设有繁殖马牛羊等大型哺乳动物的“培养区”和专门繁殖跳蚤、蚊子与苍蝇的场所。那一年，因恶名远扬，美国政府举办的德特里克堡成立25周年学术研讨会遭到各国学者抵制。越战抗议者的口号也是“ 想得病吗？那就去找德特里克堡的医生！”

1969年11月，与基辛格等商议后，尼克松决定签署《日内瓦公约》以平息针对美国生化武器研究的抗议声浪。1970年11月25日，尼克松签署行政令，禁止在美国境内研发攻击性生物武器，销毁一切生物毒剂，一切研究设施转为“防御”。

至于要“销毁”的生化武器？它们从德特里克堡转移到阿肯色州的松崖（Pine Bluff）实验室，另外追加了预算。

德特里克堡从此变为“和平用途”，改称现名，转而致力于研究控制致命微生物的手段——研发疫苗。为此，它合法地保存着67种高危病原体：埃博拉病毒、炭疽、鼠疫等。除了德特里克堡，这样的使用危险病原体和毒素的设施，在全美还有262个。2020年2月，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统计，美国正在运营、扩建或规划中的P4实验室共计13家，P3实验室有1495个。

这还没完。2001年起，美国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名，在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建设生物实验室，遍及格鲁吉亚、乌克兰、摩尔多瓦、亚麦尼亚、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前苏联加盟国。例如，在乌克兰的基辅、文尼察、捷尔诺波尔、乌日哥罗德、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辛菲罗波尔、赫尔松、利沃夫、哈里科夫等地，美国拥有15座生物实验室。这仅是美国在世界各地至少200个生物实验室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位于非洲和东南亚。

2002年，《纽约时报》采访德特里克堡前工作人员兰德福，他坦承：（德特里克堡的）管理非常松散，11年间从来没人问过“你整理的东西放在哪里”，离职时连续3天抱着纸箱出入，也没有人查看。访谈末尾，该报呼吁道：“现在是时候调查美国的生物防御计划，并建立监督了。”

1992年至2011年，德特里克堡地区癌症发病率高得吓人，累计报告2247例癌症患者。2001年9月的“炭疽恐袭案”，两名德特里克堡前研究员将包含炭疽杆菌的信件寄给数家媒体和两名民主党参议员，直接导致17人感染，5人死亡，嫌疑人身份直到7年后才被确定。2013~2014年，德特里克堡的防护服至少破裂、穿孔37次。2016年，美国国防部报告称，德特里克堡存在“有明显的但未被国防部纠正的缺陷和漏洞”。2018年8月，德特里克堡的蒸汽灭菌设备失效，直到一年后才被美国疾控中心发现。换言之，一年中，德特里克堡产生的高危废水的处理和排放不符合安全标准。

德特里克堡的问题不止于此。根据2020年3月，美陆军退役上校戴维·弗兰兹在和《细菌：生物武器和美国的秘密战争》作者朱迪思·米勒联合创作的《失效的生物安全——美国对抗传染病的关键实验室沦为五角大楼弃儿》一文记载，德特里克堡等军方实验室被扣留了1.04亿美元的研究经费，设施老化无从维修，专业人才外流严重，不得已，流动性极大的外包商占工作人员总数的近一半。十年五任所长都是门外汉，没有在P4级别实验室从事生化实验的知识和经验。

可见，德特里克堡是诸多设施中最危险的，管理水平却竟然是最松散的。致命病原体泄露甚至被用于恐怖袭击的事件层出不穷。

美国从未放弃对生物战争和人体试验的迷恋，也从来不缺钱。美国生物防御蓝带研究小组发布的《国家生物防御蓝图：优化工作所需的领导和重大改革（2014）》报告显示，2001~2014财年，美国在“生物防御”领域的投资近8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多危害项目”，“生物防御”仅占总投资的10%。

德特里克堡的邪恶基因，自与731合作以后便深深埋入。为731罪行辩护的“民间”科普人士，是何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