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塞尔维亚执飞俄罗斯圣彼得堡至贝尔格莱德的民航客机JU671在飞越立陶宛领空期间遭到北约战机跟随。4月6日，塞尔维亚收到俄罗斯空中交通管制部门通知，一架北约国家的战机跟随塞尔维亚航空公司的一架民航客机在俄罗斯领空飞行。很显然，北约战机是拿着民航机作为肉盾，引诱俄防空火力，情形越紧张，误击可能性越大。之所以选择塞尔维亚，是因为赛国是唯一一个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保持正常水平航班领次的国家。北约曾谴责赛国的飞机沾着乌克兰人的鲜血，而武契奇回应称北约轰炸塞尔维亚时基辅飞往伦敦、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的航班停飞过。一旦误击，西方会利用媒体霸权炮制新闻大肆宣扬。

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种事发生过。

1983年8月31日深夜，苏联驻美大使馆紧急通信专线提然响起，电话另一头是美国助理国务卿理查德·伯特。鉴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正在克里米亚度假，伯特要求立刻与苏联驻美临时代办索科洛夫通话。

伯特立刻向苏联通报重要消息：一架民航机可能误入苏联领空，目前已在库页岛上空失联，希望苏联尽快提供消息。索科洛夫无奈表示，只有等到白天，才能从莫斯科获得新信息。

9月1日凌晨6:30，美国务卿舒尔茨被紧急叫醒，听取汇报后，立刻做出判断：载有269名乘客的大韩航空KAL007航班（纽约-汉城）客机被苏军击落。当时，总统里根和幕僚们正在加州农场中度假，舒尔茨是在白宫值班的唯一高官。他并未第一时间通报总统，而是首先与美国各情报部门的主管联络，甚至与日本北部一处窃听苏联无线电通讯的秘密基地（日美共管）直接电联。

上午10:45，舒尔茨召开记者会，以极其痛彻的语调，宣布苏联击落韩国客机的行为是一场“令人厌恶的屠杀”，但没有给出任何证据。发布会前，舒尔茨也没有与苏联方面正式沟通，完全是单方面发起舆论攻势。西方媒体立刻集体跟进：苏联“极其野蛮地”击落了韩国民航机。

镜头里满是悲㤢痛哭的罹难者家属，汉城掀起激烈的反苏游行，横幅上是“Killer Russian”（韩国人游行抗议苏联，居然用英文写标语，是不是有意被英语媒体拍摄）和“大虐杀”。闻者伤心，见者落泪，对受害者的同情直指人心。

9月1日，索科洛夫向美国务院递交照会，谴责韩国客机侵犯苏联领空，对美国蓄意制造反苏宣传表示强烈抗议。

9月5日，里根在电视上发表长达16分钟的讲话，毫无根据地表示：苏联明知其为民航机，却依然下令将其击落：“波音747有独特的外形，与世界上其它机种大不相同，飞行员不可能误将其与其它非民用机种混淆。”

多勃雷宁迅速中断假期返回莫斯科，与安德罗波夫见面。病榻之上的安德罗波夫十分气愤，却已无力与里根当面交涉，电视讲话都是奢望。他先让多勃雷宁立刻返回美国，与美方直接沟通，然后再电话里责成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将事件的详细情况通报多勃雷宁。

乌斯季诺夫向驻守远东的苏军将领逐一打电话询问，甚至大发雷霆。在鄂霍次克海东西两岸的堪察加半岛、库页岛上，新建的雷达综合防御系统并未按期完工。巧合的是，偏离航线的韩国客机正好在雷达盲区飞行了一个多小时，最终靠近了“特别禁区”（核基地）。

远东空军司令部并未在第一时间下令击落该机，而是派出苏-15歼击机全程伴飞，密切观察。苏军飞行员奥西波夫（Genadi Osipovich）中校观察到，可疑飞机熄灯飞行，客舱大部分舷窗被关闭。仅凭侧影来看，很像一架RC-135侦察机——该空域此前从未出现过民航机，RC-135却很常见。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9月1日凌晨3:23，该机突然提高飞行高度至35000英尺，降低飞行速度。苏军战机被迫改变高度避免相撞。奥西波夫认为该机打算逃脱。

根据苏军规定：在紧急情况下，地方军区司令部所属空军可不向莫斯科请示，自行处置对入侵敌机。鉴于该机行踪诡异，飞临核基地上空，联络未果（拒绝表露身份或从未尝试联系，也可能是客机主动关闭了信道）且四次射击警告无效（机炮几乎打光了，因为机上恰好没有装备曳光弹，警示效果差），奥西波夫行使自主处置权，发射两枚导弹，一枚命中，将该机击落。当时，该机偏离预定航线600余公里。13分钟后，飞机坠毁在库页岛西南方公海。因此，美国指责“苏联高层下令开火”，毫无根据。

总统里根可以无知，负责外事工作的舒尔茨也可以无知，但他们的幕僚、顾问和情报机构不可能不知道这架飞机的真实意图，也不可能不知道飞行在战略核基地附近的外国飞行器很有可能遭误判而被击落。这不仅是国际惯例，更有先例：1978年4月20日大韩航空902号班机（波音707）因导航问题误入摩尔曼斯克，被苏-15战机发射导弹攻击，97名乘客中有两人被炸死后迫降。

苏联知道美国在说谎，美国也知道自己在说谎，美国知道苏联知道美国在说谎，苏联也知道美国知道苏联知道美国在说谎，但是美国依然在说谎。

多勃雷宁返回美国后，被故意下套的感觉愈发强烈，他汇报称：美国处于刻意的疯狂中。

事实也证明了这种疯狂的刻意性。多勃雷宁亲赴白宫解释，美国毫不在乎，舒尔茨撕去外交官的体面，上蹿下跳；里根则联合欧洲各国对苏联施压。9月8日，美国宣布关闭苏联驻华盛顿和纽约的航空办事机构。

9月中旬，美苏外长在马德里的欧洲安全会议上展开会谈。舒尔茨立刻怒指苏联人权问题，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冷面应之，舒尔茨却死咬不放，还说这是里根总统的亲自授权。葛罗米柯提前离场，要求扩大会谈范围。

大会上，舒尔茨收起人权议题，改谈KAL007航班事件，公然背离会议议程。葛罗米柯两次提醒，舒尔茨充耳不闻，干脆直接谴责苏军“暴行”。葛罗米柯气愤不已，把眼镜甩在桌上，会谈不欢而散。会后，葛罗米柯认为，舒尔茨的失态远超其修养，应是故意挑衅以讨好里根，并且美国还会制造更多意外。

9月18日，联大会议，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州长均拒绝苏联外长专机降落，要求葛罗米柯乘坐民航客机赴会。如此羞辱性的要求，美国务院竟不闻不问。出于安全原因，苏联方面取消了行程。

美国的先发制人让苏联处于不利地位，对苏的政治、舆论攻势逐层递进，仿佛有剧本一般的详细安排，让苏联更加坚定地认为，此事是有预谋的军事侦查，美国以民航机掩护侦察机，最终导致误判。

因此，KAL007航班事件的性质，已从军事和事故调查的层面，迅速演变为美苏之间的政治对抗。美国有客机被击落的“真凭实据”，苏联的谴责却多是推测，拿不出自证清白的有力证据，还被西方的舆论霸权捆住手脚，话语权被剥夺——百口莫辩又张不开嘴。

安德罗波夫一度计划道歉，但苏军总参谋部、国防部力劝其不能低头。不然，苏联红军就成了不负责任的流氓集团。苏联外交的态度也始终强硬，拒绝陷入美国的圈套，成为被审判的罪人。

9月29日，安德罗波夫在《真理报》发表强硬声明：“苏联对美国政策可能抱有的良好幻想，已完全破灭。” 里根回过神来，向基辛格求教。基辛格称：“苏联是一个沉重而可怕的飞轮，很难启动。然而，一旦启动则难以停止。”

言外之意，美国把第一枪、第二枪和第三枪都打完而苏联不动，并非因为苏联甘愿被欺，而是不会被随便激怒。苏联一旦全力回击，什么时候打完最后一枪就不是美国说了算的。见好就收，总比完全惹毛苏联更好。

10月6日，塔斯社正式声明：韩国客机是被苏联战斗机错误地击落。苏联释放的善意得到了回应。28日，舒尔茨请多勃雷宁共进午餐，承诺在11月15日，里根总统访问亚洲时与其商议。多勃雷宁立刻意识到，总统外出访问时方能远离核心成员及幕僚中保守派的干扰和监视，建立秘密外交渠道。向莫斯科汇报时，多勃雷宁判断称：美国已经服软，苏联要抓住机会结束此事。

1984年美国总统大选，里根寻求连任，客机事件被淡化。2月9日，安德罗波夫去世，契尔年科于13日接替职务，美国于14日派出副总统老布什为首的高规格代表团前来吊唁。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因病去世，老布什再次率团吊唁。

那一年，苏联领导人换成了戈尔巴侨夫，它的改革开启了苏联的解体进程。总的来看，KAL007事件对苏联的政治和国际形象的打击持续数年。

1992年，叶利钦公布了事件后几周内的五项苏联最高机密备忘录：苏联在10月20日便打捞得到黑匣子且高度保密；舱内对话表明该机的确是民航机；歼击机并未尝试与客机展开联系等。同年，俄罗斯把黑匣子交给美、俄、日、韩组成的国际调查组展开调查，结果公布后也没有追究任何责任。韩国的赔偿要求至今被俄罗斯拒绝。

黑匣子中的飞行记录中包含诸多疑点，至今仍无法解释：飞机拥有最先进的导航设备，机组成员经验丰富，为什么反复出现违反规程的操作，又在夜间偏航如此之久，如此之远？

例如，客机起飞后，机长千丙寅为何没有执行标准飞行模式，将HDG（磁航向）模式更改为INS（惯性导航系统）模式（航线偏北的直接原因），为何没有用机载仪器校正相对方向，为何没有使用昼夜地图绘制功能或没有持续以雷达监控飞行进度？

进一步地，北约跟随塞尔维亚民航机进入俄罗斯领空，算不算故技重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