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的暴雨还没完全结束，河南受灾严重，而令我十分感动的是，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相互救助，令人感动的事例数不胜数。而解放军和消防员更是深入一线，挽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然而，“洪水中的中国力量”，真的如微博热搜所言，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温良”带来的吗？当然不是，因为力量的源泉是共产党。

比如，脱离共产党管治的中国台湾人、香港人和海外华人，都是被其他国家、不同肤色的人死命欺负的对象，而且对外谄媚或木讷，彼此间相互歧视，内斗严重（参见之前对亚裔美国人的解读）。

换言之，只有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人，才能展现“中国力量”。

近代以来，各种有组织犯罪、暴行对中国人民造成深重伤害。人民军队严明的军事纪律和优秀的战斗素质横扫各路反动势力，获得群众的青睐。直到今天，世界各国的地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军队依旧是百姓安全的一大隐患，正所谓“匪过如梳，兵过如篦”，搜刮钱粮，谋财害命，甚于匪患。不过，解放军依旧是全世界纪律最佳的军队，和人民群众鱼水一家。

这是不可想象的，但也符合情理。先有共产党，再有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然后才有依托军队建立的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然后才在抗日战争的磨合、斗争中越滚越大，形成燎原之势（大片解放区），最终覆盖除港澳台之外的中国国土。

共产党是一个军事化的政党，而共产党之外，近代中国没有任何有效的组织形式。中国人以无神论为绝对主流，历史上没有长期且广泛存在的排他性宗教作为“国教”，故不能用宗教（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印度）团结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概念诞生于近代，而汉族作为绝对主体，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且基本保持拥护，国难当头守望相助，也无法以种族主义（前中期美国、欧洲和南非）团结中国人；基于地域的地方主义、基于血缘的宗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被证明是乱源之一，只会产生“南霸天”（土匪）和“大善人”（地主、士绅），只会加速分裂和灭亡，便于日本等帝国主义“分而治之”。60~80年代独立的一众前殖民地国家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时的中国，只有共产党的阶级叙事才是跨越地域、宗族、宗教和种族的最大公约数——三座大山压在所有中国人的脖子上。阶级斗争又需要高度组织性，与武装斗争直接相关。

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使军人团结的不仅是严格的军事纪律，更是共产主义信仰。这就像是以宗教团结起来的一只节欲而忘我的军队。当士兵们退伍转业参与社会建设，也就自然把这种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和行事风格带入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自然而然地“规训”了中国人，实现了对中国人的“精神改造”，面貌焕然一新。

发动群众，解放群众，共产党自然获得群众拥护，集中力量办大事——革命时靠发动农民，建设时靠强力工业化。而新中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解决了匪患、鸦片、文盲、传染病等困扰旧中国百余年的难题，军事化管理成效斐然，越用越灵，对中国人产生正向激励、“路径依赖”。

1964年，中苏交恶，直到1972年中美破冰，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同时与美苏对抗的第三世界国家。面对美苏两强的核战威胁，中国“深挖洞、广积粮”，全国军事化，各地设立军事设施，百姓参与军事训练，做好在本土打赢世界大战，同时击退美苏入侵的准备。

也正是这段时间，“军事化”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伴随着随时可能爆发大战的恐惧，深深刻进了中国人的血脉里。

进入90年代，形势剧变。苏联威胁解除，而军队经商的弊端初现，“官倒”横行，市场秩序被严重破坏，贪污腐败抬头。以江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决定逐步收缩整顿。1991年，师以下作战部队不得经营企业。1993年改为军以下。1996年剥离地方挂靠企业，1998年禁止非作战部队搞生产经营，1998年彻底停止军队和武警的一切经商行动。

如此行为，放在越南、泰国、缅甸、印度、伊朗和俄罗斯就很难搞成，搞成了也搞不彻底。因为这意味着民选政府将动摇军队的巨大利益，会遭致激烈反抗甚至政变。如果不搞，就意味着军队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合法腐败败坏法纪、干预政治，严重拖累国家的发展。

但是，中国搞成了。根本原因是，中国政府的执政合法性是最纯正、最不可动摇的，是党在武装斗争中与人民的血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主义+左翼民粹牢牢绑定，阶级斗争+民族独立目标一致，形成全国人民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正义性、人民宪法的条文赋权，比持续的经济发展、稳定的社会环境等更稳固，更不易取代。

“军队不得经商”，不仅保证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也让其在新时期成为危难时刻顶得上、靠得住的中坚力量。

再往后，就是1999年消灭邪教法某功。4月25日，数万名信徒在中楠海静坐16小时，提请政治诉求，引起中外轰动。情形对中共很不利：此邪教是在中国全民练气功的反智主义狂潮中发展起来的，迷惑性强，群众受骗者众多。截至1999年，约7000万人到上亿人修炼此邪教，其中包括数十万党员，而党内高层甚至出现同情之声。而邓小平等老革命或去职或离世，无政治强人。西方媒体集中关注中国，妄图制造颠覆事件，十年前差点成功，叛逃事件集中发生且影响不小。而苏联解体后，中国的外交压力空前，中美实力悬殊，克林顿对华密集施压。

江决心采取行动，组建610办公室深入调查，7月20日在全国范围迅速抓捕，7月22日正式发文取缔该邪教。此事件的处理模式，是军事化管理在新时期的重大突破，磨练了中国在没有政治强人、没有重大外部安全风险（指武装入侵和核战争）的和平时期的军事动员能力。

1998年长江水灾也能体现动员能力的必要性，但把这种动员力放在政治风险排除和社会问题解决上，还是第一次。

此后的中国，无论突发何种危机（政治上有2011年阿拉伯之春、2014年香港占中和2019年修例风波，经济上有2009年金融危机，地缘上有2011~2014年新疆系列暴恐案，卫生上有2003年非典和2019年新冠，天灾有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2013年雅安地震等），有了成熟的应对方案和解决机制。

在其他国家，保持军事化状态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诸如法西斯主义在德意日的分支，天然带着一种军事性和侵略性，体现在社会的常态军事化和政治的长期战时态，一切经济、政治、社会问题，都能被且必须被解释为军事问题并以暴力手段加以解决。军事化不只是轴心国的手段，甚至是唯一的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轴心国可以不断搜寻敌人，实现自我武装。

然而，战时状态是短期的极限状态，长期超负荷运转要出岔子的。要么社会崩溃，要么人精神崩溃——人的思想也会随着军事化的社会态势而逐渐极端，制造大量反人类暴行。

那么，中国是怎么在“战时状态”下维持长期稳定，既实现经济稳步发展（不像苏联），国民素质抬升（不像日本）呢？因为中国处在亚欧大陆东侧，自古多灾多难，形成了依靠统一而强大的中央政府解决危机的政治传统，而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又将其发挥到极致。一个天然形成的大政府，再加上基于历史原因和特定环境而形成的管理模式，自然比长期视公权力为敌人的西方更能适应军事化，更能在危机面前迅速、自觉地组织起来。

因此，中国人是公认的战争民族。以团结求生存，以斗争谋发展，是久经考验的真理。

如今的中国，军事化的灵活性很高，韧性也经得起考验。我们的民众，政治觉悟很高，团结精神很高，战斗毅力很强，在面对危机时，不需要金钱收买（参见近现代雇佣军、维京海盗、十字军东征），不需要许诺利益（蒙古、阿拉伯、奥斯曼等帝国的军队无不如此，希特勒还在侵苏前许诺每个德国家庭都会有一个斯拉夫女仆），也不需要极端主义洗脑（参见宗教极端组织、日本法西斯和纳粹主义），更不必暴力胁迫（参见美洲蓄奴、各地游牧民族的类似“督战队”的组织），就能几乎无意识、无准备地进入高度组织性的战争状态。

新冠流行期间是不是就是这样？特别是2019年底到2020年3月初，物资管控、澄清谣言、居家隔离、停课停产、佩戴口罩、配合体温检查、组织医生直赴武汉——如果把口罩改为枪支，百姓变成士兵，中国人是不是又回到打赢本土核决战的60年代末？

河南水灾不也是这种组织性和纪律性的体现？这难道不是奇迹？

对抗暴雨是一场人民的战争，而人民无论如何都会最终取胜。中国人不是温顺的牲口，六亿神州尽舜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