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北京朝阳警方发布消息，吴某凡涉嫌强奸罪，已被刑事拘留。

那些为有钱人玩弄妇女、剥削年轻女子的丑陋行为辩解的人们，大半哑然熄火。请问，一名涉世未深之女，如何对抗欺骗、引诱、胁迫？这些人哪来的脸皮，炮制一出“受害者有罪论”，用“你情我愿”污名化女性，美化犯罪？

警方的迅速行动，让无数预计吴某凡会“全身而退”的人感到惊讶。我并不意外，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不是万能的。那些呼风唤雨的大能耐，就算手下有再多能量，也要服从于中国的法律。救人了吗？没救成，还是根本不敢动呢？钱不管用了，天价律师团、公关团也不管用了？

时代变了。

吴某凡等流量明星如日中天的时代，始于2009年。彼时民主党执政美国，自由主义国际派横行无度，打着互联网自由的旗号四处渗透，势不可挡。中国也适当地放宽了传媒行业的限制。2010年4月，《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扩大文化企业的直接融资规模，支持合适的中小文化企业在创业板上市。此举掀起了2009~2011年的民营传媒公司上市潮，吸引大量资本注入。其中包括地产商和煤老板。

热钱涌入，政策支持，2013年起，传媒公司并购重组愈发激烈。2012年全国仅41起传媒收购案，2015年多达202起。截至2016年，文娱企业靠炒作消息、炮制“粉丝经济”和“大IP”、豢养流量明星等手段，维持短期业绩和股民信心，市盈率多达百倍，甚至万倍之多，股价虚高。股东们减持、抛售，套现无数，资产转移海外。

可见，资本靠不住。它的逐利的本质，迅速取代了国家政策的初衷：中国的文化输出并未好起来，文化自信也没有立住。股民的血汗钱被掠走，观众的影票钱被搭上，艺人却凭借阴阳合同逃税漏税，社会变得更加浮躁。电影变成了赤裸裸的金融产品，艺术性越来越低，故事越来越烂、演技越来越差，还没开拍就靠金融游戏“收回成本”。行业生态越来越坏，观众对国产电影大为不满。

而2011~2016年，被资本裹挟的不只是影视业，媒体也是如此。饭圈文化就是在媒体护身下才发展至今的，网络水军掀起流量造假、营销号洗白立人设，如论反转再反转……这些病根，都始于那段日子。

资本把所有人按倒在脚下，让人民心甘情愿地臣服于资本的种种玩物——颜值、流量、金钱等，牵着这些玩偶，就能牵动整个电影行业，乃至大半个社会。资本和少数明星垄断了整个行业，劣币驱逐良币。于是，一系列变革来了：

2018年3月的两会上，撤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将“电影”划归中宣部统一管理。6月，范某冰阴阳合同被查，补缴税款8亿人民币，至此几乎隐退。2018年，避税天堂霍尔果斯出现上百家企业申请注销的浪潮，报纸的布告栏都要加页。大批影视企业露出连年亏损的本相，老赖多了起来。

而2020年前两个季度，囿于新冠疫情而无法上映电影，资本更是无处遁形，原先伸得太长的手，如今个个伤痕累累，钻心疼痛。只手遮天，变成衣不蔽体。人民也在一次次失望，一场场生活压力中，认清了资本的本质，思想明显左转，新媒体把汹汹民意调动起来。国家抗疫的出色表现激起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新的、人民喜闻乐见的主旋律电影相继上映，崇美症、崇资症大为改善——又是一场围歼战，但这次被围歼的是资本。

纸醉金迷，再也无法引起绝大多数人的崇拜，我们只会问，你的钱从哪里来。没有人愿意被资本掌管视听，没有人愿意被媒体操纵思想。那些被资本灌输的腐朽价值观，正在成为糟粕和垃圾——资本失去了把观众按在椅子上，想夹带什么私货就塞什么的能力。相信它们再也不会拥有。

我记得很早以前，有个女学生高呼：“如果我是喜儿，我会嫁给黄世仁。她有什么不开心的呢，黄世仁有钱还有学问。”这便是主动向权贵宽衣解带的，温顺的羊吧。这便是肉体上被奸淫，精神上被洗脑，舆论中被羞辱而不自知的“最高福利”吧。

资本做的太过分了，不觉得吗？一边扒开人民的嘴喂屎，强暴我们的审美和价值观，另一边却要我们无比感激，心存善意地接受奴役。

所以，人民的力量遍要暴起，为资本纠偏。正如我之前所言：

中国的路灯，似乎缺少了一些挂件。娱乐产业里的资本推手，和它们豢养的玩偶们，有一个算一个，“石头过刀，茅草过火，人要换种”——路灯，早就饥渴难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