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吴某凡被刑事拘留后，其个人及工作室的微博、抖音、公众号等被全部封禁，超话、热搜被撤，一切演唱歌曲、参演电影全部下架。完完全全，干干净净，痛快利索，实属首次。各大官媒迅速跟进批评，中纪委都发文称《“顶流”也要守底线》，显然要作为反面典型，严肃打击处理。

吴某凡的粉丝们依然几近疯狂。声称自己是985学生要求移民，结果是个专科柜员的有之，以自残自杀相逼、争相“献身”者有之，商量劫狱细节、转移隐藏者有之，探讨五千万粉丝对抗全中国执法和军队系统者有之，研究如何秘密偷渡至境外者有之，甚至有人要考狱警救哥哥，在各地警方微博下恣意辱骂。这还只是线上口嗨，还有在朝阳分局门口聚集迎接吴某凡的粉丝们。

这些粉丝的心智水平，可见一斑。建几个“救援群”，就敢线下冲击机要部门？回想一下，似乎也是情理之中，饭圈文化的破坏力之大，天下苦之久矣。

互联网并非饭圈疯狂的根本原因，它只是放大了个体的疯狂并迅速输出并映射在集体身上。饭圈几乎抱着父母养孩子的心态，其“成功”经验恰恰在于“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组织建设。

其一，饭圈的统一战线。这不仅体现在内部的高度组织性：坚持打榜、制造话题、刷热度、买热搜，更体现在驰援武汉、出征护港等大是大非上。前者终究是个人喜好和内部事务，虽然躲不掉但大可不关心。后者则至少不会让绝大多数人表示反感。

此外，如果爱豆与老一辈艺人同台或网上互动，饭圈能以粉丝团的形式向老一辈艺人表达尊重或祝贺，树立谦逊而热心的正面形象。至于平时看不上眼的“散粉”，更多地充当预备队，事出紧急可随时昭告，队伍进一步扩大。

其二，饭圈的武装斗争。攻击目标是一切可能影响自家爱豆的网络言行，认定标准是什么？潘长江曾因在节目中表示“不认识蔡徐坤”而被围攻。斗争手段非常丰富：人海战术迅速控评（在明星相关的新闻下用统一话术表达支持），禁止他人发表任何不同意见；与反对者打长期战、袭扰战、车轮战，报复到人，精确打击。

某博、某瓣之外的非饭圈常驻平台存在一定的注册门槛。饭圈会恶意举报，导致“相关视频已失效”，“相关回答被折叠”或“真不巧，网页走丢了”。最后还能发动人肉搜索对付“刺头”。如果需要道歉或平息事态，完全可以“丢车保帅”，负有直接责任的饭圈高层会被开除，例如“二二七事件”中的“巴南区小兔赞比”。

饭圈的百战百胜离不开敌人的羸弱。本世纪初，贴吧十分兴盛之时，我记得初中学校的贴吧就曾被“爆吧”。彼时的网络舆论群雄并起，不同的贴吧（李毅吧、坦克世界吧等）各有千秋，相互形成战略均势。然而，如今的饭圈却没有任何可以与之相匹敌的舆论力量。

即便部分小众群体回击饭圈，武装斗争的手段并未被有效削弱。短期内的反制力量可能十分强大，但大多是组织松散、临时结盟、利益不同的“多国部队”，再加上其喜好（例如同人文）本身就是打擦边球，“见不得光”，对饭圈的战略威胁更低。

其三，饭圈的组织建设。任何团体的强大战斗力均来自于其高效的组织架构和科学分工，饭圈也不例外。一些团体负责组织动员，另一些则是图文编辑或网络技术人员，甚至包括与明星工作室合作的公关团队。在“科学”的指引下，大大降低了人肉搜索的门槛。

正如小破站需要在线考试才能进入，饭圈的门槛也不低：社交媒体动态、明星知识问答、支持度测试等。为了维护组织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已经入圈的成员也要被反复抽查、严格“政审”，“破坏分子”和“异见人士”很难潜入高层。

我突然有一种法西斯在世的不想预感。翻开史书，饭圈侵犯言论自由，封锁舆论的手段似乎与法西斯如出一辙：

1936年，日本新成立的同盟通讯社垄断了国内所有国际新闻和大多数国内新闻的播报权。该社领导由战时大本营任命，发稿前必须由政府审核、批准。1937~1938年，日本政府发布系列禁令，禁止媒体发布任何反战、反军国主义题材的作品，不得用“好战”、“侵略”等词汇描绘日本，不能报道入伍军人家庭困难。1942年，日本内阁发布政令：“每条新闻和每个广播节目都要与国家目的保持一致。”高压舆论态势反而成为日本将侵略扩张美化为保护人民利益的正义战争的理由。

在纳粹支持下，大学社团首先行动起来：犹太人的思想、文字在“毒害德国，污染德意志民族”，必须将犹太作家的作品从德语文学中“清除干净”。

1933年5月10日，德国歌剧院广场上，数千名学生从车上搬下图书，扔进广场中心的熊熊燃烧的柴垛中，现场欢呼不断。纳粹动用广播电台全程直播，还拍成电影在全国院线上映。

当天，纳粹公开焚毁的图书主要来自如下13名作家：思想家、哲学家卡尔·马克思，政治学家、左翼运动家卡尔·考茨基，小说家海因里希·曼，作家托马斯·曼，小说家、社会活动家厄普顿·辛克莱（美），文学家、教育家海伦·凯勒（美），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作家、诗人斯蒂芬·茨威格，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小说家埃里希·雷马克，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剧作家、演员埃里希·卡斯特纳等。他们要么是犹太人，要么在作品中反抗、抨击纳粹统治，要么惨遭迫害、流亡海外。

四个月后，希特勒任德国总理。《我的奋斗》成为新婚夫妇结婚登记的礼物，还成为德国各级学校的教科书。全德先后出现93起焚书运动。慕尼黑各大高校的图书馆几乎被搬空，学生们在火炬游行后将图书付之一炬。参与焚烧马克思主义书籍的5000余名小学生说：“在观看大火焚烧非德意志图书时，也燃起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截至1938年，纳粹在全国范围内查禁18类、4175本书，包括565名作者（多为犹太人）的全部著作。二战期间，德占区的图书馆遭严重破坏：巴黎绝大多数图书馆被迫闭门歇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半数以上的图书被毁，苏联被占领土上的5500万册图书也遭灭顶之灾。波兰的图书馆被迫重建，塞满了歌颂纳粹的图书。

1935年起，德国博物馆禁止展出“低下而不纯洁的”犹太人的艺术作品，戈培尔负责审查“非德意志”的电影。1936年，电影评论属于非法行为。

天哪。你觉得像不像？

“粉丝行为，偶像买单”有其必然性。所谓“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有什么样的偶像就有什么样的粉丝，偶像的性格和真实表现会决定其粉丝构成。

如今的偶像是借助成熟的生产线复刻而生，并投其所好地向观众推送的文化产品。为保证长期盈利，资本迅速且有计划地投放外形不同，颜值各异的偶像，同质竞争压力很大。短暂的演艺生命使其丧失安全感，缺少硬实力又让其缺乏自信（进而自负），粉丝的追捧不仅是利润的来源，更是心理安慰。

同样，中国的偶像经济与韩国不同，机制不健全，培养出的艺人少有经历长期刻苦训练和从艺道路上的摔打，出现了用粉丝捧得实力，而非用实力赢得粉丝的怪异局面——比如2019年吴某凡在海外刷榜，为反华力量提供了新的弹药。偶像需要粉丝提供安全感和成就感，其团队甚至与饭圈高层保持密切联系，支持或纵容其展开各种“宣传”；粉丝也因此进化出了奴性（守护最好的偶像）和戾气（谁敢把我家爱豆怎样我就拼命）两种鲜明而矛盾的性格。

问题在于，凡是需要粉丝供养的偶像，本身应承担一部分引领和管理职责，划定明确的言行界限，及时制止不法或过激行为。每次舆论反感饭圈时，我相信一定不是偶像太蠢而不知如何管理。其背后一定是资本的逻辑（偶像不仅是粉丝的偶像，更是资本的偶像），具体表现为纵容和默许。

目前，舆论还没有采用“三大法宝”抗击饭圈的能力，毕竟非饭圈群体连最基本的团结都做不到。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对舆论的惊涛骇浪感到恐惧，我们还有政府，我们还有人民，我们还有真理。饭圈之所以手持舆论大棒，是因为便捷的移动平台和新媒体放大了少数人的诉求。相对于一时作妖的饭圈，非饭圈的我们才是广大群众。

“有理不在声高”，某些人越是声嘶力竭，往往说明缺少认同，但也会因此更难得到广泛认同。脱离群众的组织，迟早要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消灭。因为海因里希·海涅曾说：

“这只是一个前奏。他们在那里烧书，最终也将在那里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