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90周年之际，纪念国民党军爱国将士的抗日斗争无疑十分必要，但必须警惕为国民党“翻案”的热潮。

蒋介石年轻时留学日本，国民政府高级将领也多在日本军校受训，国民党从上到下对“同文同种”的日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日本却早就谋划侵略并占领中国全境。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呈递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满蒙（东北）非中国领土......（日本）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以满蒙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大和民族欲布武于亚细亚，握执满蒙权利乃其第一大关键也.....”

两个月后，蒋介石专程前往日本秘会田中义一，谋求日本支持其统治中国。田中的忠告是：“国民党不要急着北伐，而要先消灭南方的共产党，反共才是日本和民国的共识.....”

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电告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以不抵抗，力避冲突。吾方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日本密谋制造柳条湖事件后，当晚旋即进攻沈阳北大营。除了下层军官、士兵（如东北军第七旅620团等）勇于抵抗，东北的军政要员均响应“不抵抗”策略，擅离职守：

张学良在北平看梅兰芳的《宇宙峰》，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在北平，吉林省主席张作相正为父亲奔丧，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在为父亲办寿宴，北大营长官、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也不在。指挥层、领导层变相临阵逃脱，中国军队无从组织有效反击。装备精良的12000余名北大营士兵，竟然败给了650名关东军。东北军死亡、失踪483人，日军伤亡仅25人。

当晚，中国军队不仅丢掉了军事重镇北大营，还丢掉了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省政府、兵工厂、军械库、机场等全部军政机关和金融机构，警察被缴械，沈阳兵工厂中的15万支步枪、6万支手枪、250门重炮和野战炮、300万发子弹、10万发炮弹，300架飞机全部被日军缴获。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立刻要求张学良“不抵抗”，并且下令让东北军撤到长城。9月20日，蒋介石向各地方发布命令：“沈阳日军与我冲突，我政府正严重交涉中。各地方民众爱国心理之冲动，自所难免，但切不可有激烈反日运动及报复暴举。免人更有所藉口，使外交益陷困难。应力持镇静，严守秩序，请兄负责维持为要。”可见，蒋介石不仅不让军人抵抗，更不让百姓表达愤怒和不满。爱国在他看来是一种比法西斯还重的罪行。

接下来的一周中，日军轻松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大多数城市，可耻的是中国军队的规模远高于日本，却不做抵抗：20万未撤离的东北军，对抗2.3万日本武装部队（1万正规军+1万非正规军+3000名警察）。

1931年10月7日，日军军舰入侵镇江沿海，蒋介石发电命令地方警察出面照顾日本海军：“日海军明日又来镇江，增加一艘。请注意，如其水兵上岸买菜等事，最好分与其交涉，由当地警局为其代买送船，以免纠纷。”

1933年5月31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屈辱地允许日军“以行视察”（军事侦察），中方还要“保护、予以便利”。中国军队如约撤出后，竟容忍日军不完全撤离，允许铃木旅团留驻密云，“监视中国军队”。10月17日，国民政府转头动员近100万国军，开始对江西红军第五次围剿。

1935年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和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保证“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同意罢免所有抗日的军政人员，撤走所有的政府机构，撤走河北所有的中央军和东北军......

国民党的抗战历史，好听点叫悲壮，难听点叫悲剧。国民党军爱国将士的血肉，怎抵得上一个心存幻想，又把政治权术放在民族大义之上的国民政府呢？打起仗来，装备不足，物资不足，训练不足，几乎是送死。

淞沪战场上，国军武器简陋到只能肉搏。即便是近战，国民党军正式步枪的刺刀也比日军三八式步枪的刺刀短了足足十厘米。本土作战的国民党一线部队，竟然时常吃不上饭。然而，上海的国军舰队一直坚持向日军输送给养。国民政府给出的理由是：中日尚未宣战。国民政府不仅向日本输送给养，还对日侨关怀备至，拒绝没收日本在华资产，甚至还年年支付庚子赔款。

没错。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的前四年里，中日已进入完全战争状态，但国民政府仅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执行“不宣战，不断交”的对日策略，并未正式对日宣战。1941年12月9日，美国对日宣战的第二天，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签署人是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那时，九一八事变已过去整整十年。

国民政府还坚持为投降日本的伪军发军饷。因为伪军曾是国民党的部队，而且它们反共。根据《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11章第3节记录：

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国民党军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

日本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记载着一名伪军将领的话：

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

兵员去哪了？北京大学校长，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的贾茂林先生，曾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观察报告，记载了滇、缅、云、贵、川等地的壮丁被征召为抗战兵员后的惨状：1400万壮丁死在开赴战场的路上，相当于整个抗战期间国军伤亡和投敌总数的10倍。死因让人匪夷所思：被克扣口粮而饿死，或被军官殴打致死。《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11章第3节注释（蒋梦麟《新潮》，第91页）记载：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这一数字太大了，难以置信，可能是140万。

白修德、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中说：“中国人并不怕为国家出力卖命，人民的爱国心是从来没有低减过的。只是他们个个都深知壮丁营是个什么样子。”

河南是抗战主战场之一，不过从当时的民谣来看，残酷的日军并不是河南百姓最害怕的东西：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水”指的是1938年6月9日，花园口大坝被国军炸开后带来的水灾，“旱”指旱灾，“蝗”指蝗灾，“汤”则是第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1942年，河南大饥荒之后，汤恩伯仍然“抗日”为名强征壮丁、疯狂加税，甚至勒索绑架村民。1944年，豫湘桂会战结束后，日军在仓库内发现了百万袋面粉，河南则遍布数百万饥民。

国民政府的贪腐亦难辞其咎。王树增先生评论道：“军政大员们在国防工程中的中饱私囊，让整个国家在战争来临时被袒露在敌人的刀锋下。”

1937年11月，从淞沪战场上撤退的中国军人发现，耗费大量资金、动用大量部队和民工修筑多年的所谓“吴福线国防阵地”，要么是没有完工的废墟，要么杂草丛生。多数工事位置不符合作战要求，机枪工事和弹药库暴露无遗，“顶上和周围的覆土多已坍塌”。有的机枪工事甚至修在坡顶上，“射孔很大，只求射界广阔；也有的虑及易被敌炮击毁的后果，工事建筑位置较低，或是因原有基础不固而下沉了”。

第九十八师第二九四旅发现，常熟东侧预设阵地上的“国防工事”完全一塌糊涂：公路两旁南北三四百米左右，仅有几十处像坟堆的土包。掘开土层才发现，有的是没有钥匙就打不开的机枪掩体，只有立即钻开。有的扒开后居然是棺材，并非水泥工事。向三四百米以外找寻，再也找不到水泥工事。

可见，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国民政府根本无心也无力抗日。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不肯投降？

1937年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密电：“假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中国会发生革命。唯一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