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欧阳娜娜在2021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与佟丽娅、陈伟霆、江疏影、杜江、龙紫岚等一同歌唱《万事如意》。臭名昭著的绿媒“三立新闻网”刊文怒指《欧阳娜娜再登央视春晚！穿一身红嗨唱欢天喜地“大中国”》。

去年国庆晚会，欧阳娜娜唱《我的祖国》被台湾陆委会和台湾文化部门威胁“依法查处”并罚款。一个女艺人应该出现在文艺新闻，却在台湾新闻的政治板块火了起来。我不明白，台湾地区吃错药了吗？无脑反华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想让我夸“十分台肯”啊？

看到没？台湾对大陆的敌意是何等的大？这些“一国两智”的两足哺乳动物还是人吗，还算是中国人的同胞吗？国民党军事专制时期，台湾教材好歹教育学生“堂堂正正做中国人”，现在绿营政客听到“祖国”就浑身难受，不仅自己冒冷汗，还让别人不能动嘴，如此言论才“自由”。

台湾真是恶之花开放的土地，不，是粪坑。今后，中国大陆只要这块地，除了真心实意的统派和理性人士，2300万人中的剩余部分都该切碎了喂鱼。

1949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传遍全国，台湾学生运动迭起，国民党尽失长江以北地区，战事不利。4月1日，南京上万名学生发动“希望和平，避免内战”大游行，高唱红歌《你是灯塔》，要求国民政府接受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惨遭军警镇压，史称“四一惨案”。此事传到台北，恐怖气氛笼罩校园。此后又发现陈仪等国民政府高级官员是共产党间谍，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惧，亟需遏制“红色扩张”。

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伪“政府主席”兼伪“警备总司令”陈诚颁布《台湾省戒严令》。宣布自次日起，台湾本岛、澎湖列岛、金门岛和其他附属岛屿实行戒严：“在宣布戒严期间，由戒严地域的最高司令官掌管行政事务及司法事务”，即党禁、报禁、海禁、出国旅游禁等。

1950年6月13日，台湾省又颁布《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 授权情报机构介入所有人民政治活动，口号极其恶毒，诸如“消灭万恶共痱”、“杀决朱毛痱帮”、“检举匪谍人人有责”、“匪谍就在你身边”、“杀朱拔毛”、“枪必共产党”等。无论是共匪、匪谍甚至仅是嫌疑犯，还是曾去过延安的、亲共的、思念大陆家乡的、持有异见的，均可任意逮捕。随后在不经审判，或由简易军事法庭审理后，当场枪决（或拉去刑场）。少数行为较轻者可判刑入狱。

《条例》第14条规定，因匪谍案没收之财产，承办人员可得百分之三十五之奖金。再加上台湾人民为“自证忠诚”而纷纷告密，故冤假错案随处可见。具体冤案数量因“警备总司令部”被裁撤时销毁大量档案，不得而知。

据伪“法务部”向伪“立法院”提交的报告，戒严时期，台湾军事法庭受理政治案件29407件。以最保守的估计，被残害的无辜者约14万人。伪“司法院”解释称，戒严期间共涉6~7万件政治案，以平均每案3人计算，蒙冤者应在20万人左右。1950~1953年，国民党政府处死了4000~8000名本省和外省的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的人几乎同样多。仅1960年，126875人因“行踪不明”而被撤籍。1984年12月，最后两个在50年代被判终身监禁的“政治犯”林书扬、李金木，在服刑34年7个月后获释。

1987年7月15日（38年57天后），《戒严令》及其《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制办法》均被撤销。1987年12月1日，行政院新闻局宣布，自1988年1月1日起，开放报禁。1991年5月11日，新闻局正式取消对广播电视节目歌曲的审查制度，至此，台湾流行歌曲不必再受到政府审查。1992年8月1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奉命裁撤。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正式结束。

这段漫长的戒严时期，台湾社会出现了无数悲剧，特别是文艺和教育领域。书刊、杂志、报纸、歌曲、电影，无一不查，无一不审，散播对大陆的仇恨。一旦看了不该看的，听了不该听的，最高可判死刑。

就说文学查禁吧。一律不能出现“解放”二字，甚至有时弦绷得太紧，查到自己人头上，把反共作品一并查禁，吊诡到“反‘反共’”的层面。

1949年10月，国民党当局公布《反动思想书籍名称一览表》，列出多达429种，分为史学类、哲学类、政治经济类、戏剧音乐类、游记类、传记类、杂志类、文艺类、纯宣传品类，其中仅文艺类査禁作品多达144本。凡是留在大陆没有返台的学者、作家的作品一律查禁。实际上，“看不懂的、不高兴的、不放心的或懒得检查的一律没收”。

1950年2月15~17日，“暴雨专案”在全台取缔了97种12万多册图书，包括大量武侠小说，因为它们是“喊打喊杀”、“拉帮结派”、“鼓吹反政府”的“共匪作品”。1957年，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都被查禁，因为毛主席有词曰“只识弯弓射大雕”，且黄药师的外号有一个“东”字（东邪），后来改名《大漠英雄传》才出版。《鹿鼎记》改名《小白龙》，韦小宝改名“小白龙任大同”，作者金庸一律改称“司马翎”。1959年，针对武侠小说漏网之鱼，“警总”全面取缔大陆、香港出版，台湾翻印的新旧武侠小说共计404种。

1950年9月，台北一青年苏有鹏被邻居举报家中私藏《狂人日记》，被判无期徒刑。好友吴振寿也因偷听大陆电台被判无期，伪“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亲自干预此案，改判死刑，以示警惩。

1951年7月，“警总”公布《台湾省各县市违襟书刊检査小组组织及检査工作补充规定》，检査小组组长直接由警察局长担任。1958年通过的《出版法》修正案赋予行政机关未经司法程序，即可给报刊警告、停刊及撤销登记等处分的权力。

60年代，新的《襟书手册》颁布，5000多种书目被封禁或焚毁。包括鲁迅、郁达夫的全部作品、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顾颉刚的《古史辨》等。李宗吾的《厚黑学》因“教唆心灵邪恶无耻”而被禁绝。按照《出版法》，一旦出版品被发现有违法情况，就不能出售和邮寄，甚至全部没收。判断“违法”的标准牵强附会，堪比清代文仔狱。

例如，《将军族》出现了“共产中国”的“国花”向日葵而被封禁。英国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的作品《月亮和六便士》被禁，理由竟然是“毛姆”二字容易让人联想起“毛泽东的母亲”。古籍《毛诗》被当成“毛泽东诗集”被查。法国作家左拉的书和中国古籍《左传》一律被禁，只因名字里有个“左”。有些使用西历而非民国纪年的文章也被视为与中共“隔海唱和”。

1966年4月5日，《新文艺》杂志出版“恭祝总统当选连任特辑”，但小说一栏却刊发蔡文甫小说《猪狗同盟》，主角叫“郭明辉”（被指谐音“国民大会”），家中生了18只小猪被指蒋介石连任18年。幸而总政治部第二处副处长田原说情，蔡文甫才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陈映真素有“左翼文坛祭酒”之称，不肯“悔悟”也不怕“感训”，曾因阅读鲁迅著作而入狱。一次被捕时，警察问：“马克·吐温也姓马，是马克思的兄弟，为何持有此人的书？” 柏杨先生因“大力水手”事件被告“侮辱元首”而被捕，最后因撰写“挑拨政府与人民感情”的文章而被判十年。李敖先生先后有96本书被禁，且多次入狱，但坚持以笔杆战斗，怒批国民党，不惧秘密警察跟踪。王凤池以笔名“风迟”（被怀疑谐音“讽刺”）在《联合报》写诗《故事》，提到“一个愚昧的船长”、“无知以至于迷航海上”、“孤独的小岛”，而被判刑三年5个月。

1974~1980年，台湾大学“神州诗社”赞美大陆风景，欣赏中国自然风景的录像带，唱大陆歌曲，看《毛泽东选集》。1980年9月25日夜，警察以“为匪做宣传”为由查封神州诗社，社长温瑞安和助手方娥真被捕。海内外42名教授联名求情，才把刑期降至4个月，获释后驱逐出境。

要想出书？只能变着法的篡改名字。李何林所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被改名《中国新文学研究参考资料》，书中的鲁迅、茅盾、瞿秋白、周作人、郑振铎、郭沫若等人名，均被简化为鲁、茅、瞿白、周、郑、郭等。朱光潜的《诗论》，作者姓名改为“本社编”；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作者变成“佚名”。

伪“新闻局”审查歌曲、音乐创作，任务很重，难度也大。1945年国民党迁台后，闽南语歌谣随之传唱，如《安平追想曲》、《淡水暮色》等。1948 年国民党当局成立“国语推行委员会”，刻意消灭闽南语，把闽南语打上“没水准、没学问、下流低俗”的标签。要求学校管制、惩罚说闽南语的学生，媒体节目中限制闽南语和其他语言节目的播放比例。

1950年后，美国援助使台湾经济有所进步，人们对娱乐事业的需求如将增加。与其创作闽南语歌曲，台湾唱片公司将日本流行歌曲改为闽南语填词，被称为“混血歌曲”，只能有气息而不能有意识形态。到了60年代末，台湾当局对夜总会、歌厅采取紧缩政策，导致闽南语歌曲走向衰落。1979年起，每周专设一流行歌曲审核日。截至1987年解禁，累计930首新歌被上报审查。

须知，国民党当局的士兵多是大陆人，很多人终身未能回乡探亲。问题是，全国各地有多少民歌、小调，描绘家乡的近代歌曲也不少，只能一首首查下来。

不让唱肯定不行，思乡心切，军心动摇。但思乡之情还不能太明显，比如《天涯歌女》就因涉及“北望”而被禁，文夏《妈妈请你也保重》因“动摇军心”被禁。“禁唱歌后”姚苏蓉的《今天不回家》被怀疑“煽动士兵”被禁。齐豫的《橄榄树》也被禁，理由是歌词包含“我的故乡在远方”。

《天黑黑》、《铺破网》、《烧肉粽》、《四月望雨》等闽南民谣更不行。为啥？前三者的曲名暗示台湾昏暗、破烂，后者包含四首歌：《四季红》包含“红”，《月夜愁》暗示台湾人发愁，《望春风》是盼望共军，《雨夜花》歌词“误我前程”，了不得。《何日君再来》就别说了，盼着共军解放台湾吗？

儿歌《捉泥鳅》因包含“小毛哥哥”被禁，《热情的沙漠》因为语气词“哦”过于色情而被禁。反正收听、歌唱大陆的“红色歌曲”是犯罪行为。随便什么理由，想禁就禁，台湾文艺界形同惊弓之鸟。

审来审去，到底唱什么呢？孙陵创作的《保卫大台湾》、文艺理论家赵友培创作的歌词《金门颂》、彭邦桢创作的《号角》等。它们都是50年代台湾文坛中“反共文学”和被谱曲演唱的“战斗诗歌”，没什么艺术价值。搞笑的是，《保卫大台湾》是1950年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评选的“反共抗俄”歌曲第一名，却一度被指谐音“包围打台湾”而被封禁。

对于各界艺人，直接由台湾省伪“警备总司令部”管理。艺人上台表演前要办理繁杂手续，包括一张“歌星证”。违反《中华民国影视剧演艺人员生活自律公约》会被吊销证件，而无证表演要被判刑。1976年10月6日生效的《公约》，第一条就是“服膺反共政策”。因创作的情歌《苦酒满杯》被大陆电台引用，台湾著名作曲家姚赞福被打成“通敌”，穷困潦倒、积劳成疾，于1967年死于台北天桥下的茶摊。

民进党和绿媒是一群附庸风雅、不懂文艺更不懂政治的蠢货。国民党症状稍微轻一些。他们蠢得那么可爱，可爱到真想一拳捣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