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一句话特别适用于今天的主角——刘拓。

10月27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兰州文理学院旅游学院副教授刘拓，在探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川阿坝甲扎尔甲山洞窟壁画期间，不幸坠崖去世。

诚然，此人去过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在内的30多个国家，拍摄无数世界遗产的珍贵照片。但是，丰富的阅历并未成为解放其思想的催化剂，反而成为加深其偏见的炫耀资本。他的很多反动言论，我便不再多说，其中一条是鼓吹西藏农奴制度，认为共产党对西藏的建设是消灭文化多样性，中国政府破坏了西藏的原生态“文明”，希望印度控制西藏云云。

可见，中国的相当一批有名的知识分子，是那么的可笑、可怜而可恶，他们只是在某一些层面见多识广，系统深入，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幼稚、单纯、无知到可怕的地步，其中包括正常人看来大是大非的问题。

西藏农奴制是多么可怖、野蛮、黑暗、暴戾且堕落的制度？人的颅骨被敲下来当碗用，人的手臂砍断做法器，腿骨挖出来做乐器，人皮生剥掉做唐卡，眼球挖掉做祭品，农奴主把农奴扔到蝎子洞把血放干，少女被祭司轮奸后活人献祭。但是，这位刘大博士只着眼于农奴时代的西藏“艺术成就”。人吃人的制度被共产党消灭了，刘博士不为西藏同胞获得正常人的权利而高兴，反而为鲜血铸造的艺术品而惋惜。

越是如此，知识分子就越把本民族的文化背景视作落后、腐朽的象征，把西方的舶来品视为圭臬，用英文讲叫white-washed。刘大博士不也一样，他与西方政客和媒体一样，只喜欢异域风情的西藏文化，不喜欢西藏人。显然，刘大博士把西藏的农奴们当做滋养艺术的肥料，以及承载他们虚伪的怜悯的可悲的背景板，人权？那是老爷们、主子们施舍仁慈的赏钱，农奴凑什么热闹？

西藏人也是中国人，也与东部地区的中国人一样享有追求美好生活、享受现代教育和科技、平等就业创业的权利，需要与外部世界及时沟通交流，需要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工业，没有商业，西藏人要用爱发电吗？西藏处在封闭保守的“原生态”之中，这是对人权的发展和保护吗？

人不是人，是大笔一挥就能随意割舍的数字，是精密计算便可大致承担的损失，是流干鲜血也被嫌弃“好吃懒做”的成本，是委曲求全也未必博得一笑的玩物——这就是古往今来知识分子的罪恶之源。“民为邦本”不过是遮羞布、贞节牌坊、假道学的真托词，是站在道德高地上、阳光普照下指点江山的由头。知识分子眼中的人，从来都是抽象的，从来不是具体的。

就比如刘大博士的这套说辞，实际上是旧知识分子的老爷梦作祟。只有那个封闭落后、腐朽衰败，吃人不吐骨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才能让一小批文人活成“民国大师”，让一小撮秀才彰显“文人风骨”，因此知识分子们极其怀念那个时代——宁可国家被分裂，宁可民族被奴役，宁可人民被屠杀，也要让自己一辈子在歆羡和赞许中风花雪月。

他们会问：不然，做学问是为了什么？之所以“惟有读书高”，不就是因为读书能成为人上人？“民贵君轻”、“载舟覆舟”……无不是挂在嘴边的吐沫星子，转口就汇成一口痰，啐在地上还要把脚踩上。

知识分子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它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掌握了笔杆子就是历史的创造者。遗憾的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知识分子的春秋笔法，充其量只是个记录者。他们以为，一根笔杆就能让历史潮流偏转。实际上，胭脂文章、侃侃而谈的恹恹作态，经过时光的浸泡，只会变为历史的红尘，连浪花都不会留下。

长居书斋，鄙视群众，不识人间疾苦，不食人间烟火，大千世界只是书本上的几行字、道听途说的传闻谣言，乃至偏执狂热的极端妄想——自私、巨婴且冷酷的人很多，知识分子是其中破坏力最大的一批。当把书读成了秀优越的资本，把书读成了“人上人”的阶梯，冷血就是高端而文艺的麻木，自私则是特立而独行的无知。这位刘博士就是如此。它在伊拉克几次作死，一生气就擅自离队，多次身陷困境。若非国家出手相救，极端伊斯兰分子必让他死无全尸。可他照样嘴不干净。

知识分子从未认识到自身的缺陷，反而引以为傲，并迫不及待地骑在人民群众脖子上，充当“思考者”、“为民请愿者”、“启迪民智者”，非要把西方的准绳勒在人民脖子上，自己死死攥着才肯罢手。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要求人民跪下接受教训？

我是博士，刘也是博士。死者为大，既然已经去世，我们不好再说什么。但他的故事，对包括我在内的知识分子敲响了警钟：无论做出了多么重大的学术成果，只要不走群众路线，悖历史潮流而动，人民绝对不会轻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