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写得确实不错，基本把我反复强调、一直坚信的东西讲透了。

显然，如此关头发布白皮书，是对美国拜登政府即将召开的“民主峰会”的回击。我早就说过，价值观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对华存在显著“优势”，拥有迷之自信的领域。为了纠集一批西方国家，川普卸任，拜登上台之后，价值观也是美国与盟友之间为数不多的共同语言，实际利益层面彼此各说各话。因此，本次“民主峰会”与其说是一次堪比里根初期的严密封锁，不如说是一场千疮百孔的丑陋表演，本来不需理会，中国则采取了更为进取的回应。

可惜的是，依然有人，停留在唯西方是从的层面。制度非西方就是非民主，就是专制？难道不吃西餐就是在吃屎吗？凭什么民主的标准只能由西方制定？各国人民探索本国民主制度的尝试和曲折，凭什么要让西方干涉、敌视？西方的民主，在我看来更接近于“票主”，一切围绕“两张票子”——选票、钞票。从这个层面来说，如果民主等同于选票，那么动听而诱人的西方民主不过是个幌子罢了。

就连美国国父都不认同美国是“民主政体”，而是总统共和制，也就是贵族共和制。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国父们多次斥责“民主摧残自由，民主政府大多是坏政府”云云。《美国宪法原理》则将民主与共和进行了区分，前者指以制度方式确保人民对国家治理过程的（有序）参与，后者的底线是禁止国家权力世袭继承。

这也就涉及到美国对“人民”的定义。《独立宣言》排除了黑人，绝口不提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在1857年 Dred Scott v. Sandford, 60 U.S. 393 一案中，代表多数意见方写下判决的白人法官 Roger B. Taney 写道：“毋庸置疑，被奴役的非洲族裔并没有被意图纳入到《独立宣言》中，也并没有构成制订并推行该宣言的人群。”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第三节：“众议院人数和直接税税额均应按本联邦所辖各州的人口比例分配于各州，各州人口数目指自由人总数加上所有其他人口的3/5。自由人总数包括必须在一定年限内服役的人，但不包括未被征税的印地安人。”黑人都不算是一个人，而是“五分之三”个人。

美国成立的第94个年头才赋予黑人投票权，然而直到1965年才取消种族隔离，黑人才得以行使投票权。美国成立的第144个年头才赋予妇女投票权。

可见，美国的民主经历了漫长而昏暗的发展期，看似扩展了民众的权利，不如说是对民主的防范。每次大选和中期选举，富人的意图得到了最大的尊重，利益集团的关切得以满足，而美国普罗大众的影响微乎其微。积蓄已久便杀出了川普这匹黑马。

继而，凭什么认为“民主是发展的先决条件”？西方大国和发达地区几乎全部崛起于非民主时期：

德国1918年摆脱帝制；法国1830年大革命结束；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力量已经壮大；意大利在1946年6月2日才经全民公投废除君主制，实行议会共和制；西班牙1976年才向民主制过渡；葡萄牙1974年开启民主化进程；丹麦1953年改行君主立宪；挪威1814年；瑞典1974年；荷兰1815年；比利时1831年；加拿大1982年；澳大利亚1986年；新西兰1987年；日本1946年；韩国崛起时是朴正熙军政府时期；中国台湾崛起于蒋经国时期，党禁还没解除呢；就连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经济奇迹，基本都在军政府期间打下基础。

也就是说，先有了发达的经济和强盛的国力，才发展出相应的民主制度。民主是果不是因。全世界还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只凭借西方民主就能成长为发达国家——只不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总是本末倒置，因果颠倒。

正如著名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所言：“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2009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评价是：“美国人相信他们的理念具有普世价值，比如个体至上理论，无拘无束的言论自由。其实并非如此，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实际上，美国社会之所以能这么长的时间内维持繁荣，并不是这些理念和原则的功劳，而是因为某种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运气、充足的资源、大批移民注入的能量、来自欧洲的充裕的资本和技术，以及两个大洋使美国免受世界冲突的影响。”

有了西式民主，就有资格过上发达国家的好日子了吗？乌克兰民主吗？两次颜色革命，群众成天上街抗议大麻不够吸。科索沃民主吗？“国会”前竖立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塑像。伊拉克民主吗？时不时出现汽车炸弹袭击。利比亚民主吗？一个国家竟然冒出两三个政府。阿富汗民主吗？西方认可的“民主政权”被人民迅速抛弃，原教旨的塔利班已经建国。利比里亚拥有全套的美国民主制度，但该国的特产是政变、贫穷和艾滋病。海地连美国宪法都照搬，但它的人民吃泥饼充饥，邪教活人祭祀仍未禁绝。

格鲁吉亚呢？吉尔吉斯斯坦呢？黎巴嫩呢？突尼斯呢？北马其顿呢？美国的“民主”到哪，哪里尸横遍野！

中国的民主制度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近代中国所有阶级先后尝试救亡图存，抛出适合本阶级的政治制度——太平天国的政教合一，义和团的农民起义，洋务运动的封建帝制，戊戌变法的君主立宪，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和制都输了。将人民内部的自由和纪律有效统一的民主集中制笑到了最后。

我想说的是，中国提出的广泛参与的全过程民主制度，蕴含着极大的动员力和执行力，抗击新冠疫情就是明证。而且，正如白皮书所言，中国的民主制度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的法治程度越高，这套机制能带动的力量就越大。

中国的民主不排斥反对派，不会不包容反对的声音，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盲从于西方，设立“反对党”。民主的本意是纠正、完善，而反对党的出现，已经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后果——基于党派利益的，为反对而反对的“多数人的暴政”。西方对民主的评价标准是论迹不论心，而中国则以论心为先——民主应当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即使“一人一票”落户中国，也绝不可能带来一个比今天更有效、更广泛、更充分的民主制度。这不是时间问题，而是因为选民投票是表现得是自身的主管诉求，但民主制度应该满足的是选民的客观需求，两者不仅不一定天然啮合，反而有可能完全相反，正如高呼MAGA的美国人热衷于购买made in PRC的饰品。“一人一票”的制度，很容易使得选民的盲目诉求直接作用于国家决策，为统治者的决策带来不必要的代价，而代价最终要靠人民承担。

中国人的民主要靠中国人自己建设，推广、普及民主意识，行使监督公权力的权利，并为中国人民行使民主权利创造必要且积极的环境，是各方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我是一个爱国者，我的精神后盾来自中国宪法，以及中国共产党党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