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国家、政权、文明和意识形态不能随客观现实而相应变化，注定会被历史所抛弃。变化是困难的，但变化之后的国家将充满强烈生命力。

显然，苏联并非如此。

斯大林的民主化改革运动事实上失败了。在大清洗中，斯大林扩大了清洗规模，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民主改革却恰恰是大清洗失控的关键。斯大林设想：通过清洗搞党内集权，消除异己，但也同时希望牺牲党内老人以建立健康的新体制。民主改革的措施主要包括：党内民主选举、宪法改革，特别是地方层党委层面的不记名差额选举。被选举人不一定非要是党员，还可以从各宗教、驻地的公民团体中产生。

这可不得了。

苏联是一个从落后封建农业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其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强度远远不如西方国家，沙俄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弱的一环。这也同样意味着，俄国地方封建势力并未因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而被资产阶级消灭。

苏联成立后，强大的地方封建势力出于本集团利益而常常从中作梗。在民主制度下，权力是无法世袭的，但封建势力希望权力在本集团内延续。斯大林的民主改革无疑触及了封建势力的根本利益。地方封建集团借大清洗之机，扫除差额选举中的竞争对手，鼓吹扩张清洗规模。

斯大林却表示默许，无非希望以维持地方特权的代价，换得地方对民主改革的支持，允许苏联建立新制度。但是苏联地方书记们并不满意，叶若夫甚至还想把斯大林也给清洗掉。

与此同时，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却稳步开展，经济大为改善。哈佛大学教授、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认为：早在1937年，苏联就大致完成了国家工业化。

1938年，叶若夫下台。贝利亚拨乱反正，重新调查了冤假错案，又枪毙了一批人，主要是许多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和第一书记们，很多在酷刑审讯下被定罪、监禁、驱逐及送入集中营的人被释放。

无论如何，民主改革失败了。一方面是地方封建集团借助血腥清洗取得胜利，另一方面则是国际形势显著变化。彼时，日本和德国法西斯的威胁日益严峻，苏联东西两线战云密布。二战来临前，斯大林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党内团结，一致对外，抵抗侵略。战后，苏联经济很快复苏，民主改革却未能继续推行。1950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已超过战前水平。

通过打压党内权贵，压制地方封建集团，斯大林树立了绝对权威，实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在B站上被称为“玉米晓夫”。赫鲁晓夫手举玉米，哈哈大笑的照片一直保留在历史教科书里。不过，赫鲁晓夫是个典型的庸才。

举个例子：美国畜牧业高度发展，牲畜多以玉米为饲料。赫鲁晓夫想与美国搞竞赛，强制要求苏联各地扩大玉米种植，但玉米只适合干热气候，苏联境内的广袤平原多为冻土，可用的耕地本就很少，日照量也不够，玉米根本就结不了穗。不难想象，“玉米种植计划”最终破产：不仅被苏联各地集体农庄消极抵制，大规模垦荒还破坏了苏联的生态环境——大风一吹，“黑风暴”四起。

可见，玉米晓夫的改革措施非常荒谬，缺乏通盘考虑。

为了树立党内威信，稳固政治根基，赫鲁晓夫实际上采取了向封建集团妥协、投降的策略。面对党内资历更高，能力更强的老臣，赫鲁晓夫缺乏政治手腕，刚上台就把斯大林时期树立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全部打垮。大量实际的成功经验和价值观均被否定，全党全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陷入混乱。更要命的是，赫鲁晓夫并没有建立起新的理论与道路自信。

对于地方，赫鲁晓夫则通过“权力下放”获得各路权贵的好感。这也是他无法掌控党内各利益集团，难以控制地方封建势力的必然结果。

从赫鲁晓夫开始，苏共党内权贵化、地方封建化的趋势再也无法遏制，这也是苏联解体的最根本原因。正因“权力下放”，苏联党内的既得利益者开始明目张胆地联合起来，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苏共走向了彻底官僚化。既得利益集团成为影响苏联国家、社会、经济、政治的庞大团体，贪污贿赂开始盛行，权力不受监督。

然而，苏联的经济形势还算可以。赫鲁晓夫执政的1960年，苏联平均每2个家庭有一台收音机，每10个家庭有一台电视机，每25个家庭拥有一台电冰箱，生活水平与同时期的西欧差别不大。

当既得利益群体发展成型后，赫鲁晓夫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即便苏联人民相对满意也不行。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在黑海度假时，勃列日涅夫发动政变，前者不得不淡出政坛。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走上了贵族化、封建化的快车道。勃列日涅夫改革是苏联历史上“最稳妥”的改革——说白了就是啥都没改。正是一潭死水似的所谓“改革”，苏联内部的矛盾逐渐积累、深化。

彼时，苏联国力最为鼎盛，特别是苏共二十五大至苏共二十七大期间，即1976~1986年。

对中国人而言，1976年是最感伤的一年：敬爱的周总理、朱老总和毛主席相继去世，唐山大地震也带走了近25万同胞的性命。同年，苏共二十五大召开。大会报告历数了苏联在各个领域的骄人成绩——新式卡兹玛-5320载重卡车投产、第一百万辆吉尔载重卡车出厂、苏联自主研发的“拉达”电动汽车和计算机操作系统……

彼时，苏联的就业率、住房率、高教普及率、人均寿命和医疗保障都属于历史最高水平，社会贫富差距很小。各种工业、机械制造和建材的产量都超过美国，小麦、棉花、牛奶、猪肉等主要农产品产量与美国接近。人均的医生数目并病床数略好于美国，苏联国家整体实力与美国不相上下。

在外交领域，苏联处于攻势，美国处在守势。在二十五大报告的外交部分，勃列日涅夫表示：

“预计至1985年，苏联基本可在世界任何地方行使自己的意志……苏联将在彼此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前提下改善苏中两国关系……坚决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确立领导职位终身制。权力继续下放，各大区书记的“绝对话语权”被巩固。通过“干部在指定接班人的问题上具有绝对话语权”的明文规定，苏共间接确立了地方封建势力的世袭权利。

除了权力世袭等种种政治特权，官僚阶层还以各种方式侵吞国有资产，获得经济特权。干部领导下的企业、农庄被当成私人资本，从事非法或者半合法的生产活动，攫取大量利润。80年代初，各种类型的“影子经济”总规模就已达到数十亿卢布。

如同分封诸侯一般，勃列日涅夫开始增加苏联各共和国的部门数量。1982年，各部数量达160个，是1965年的5倍多。机关越来越多，干部也越来越多。苏联1800万干部中，有1150万是基层干部，每6~7个职工就有一个顶头上司。为了养活这些官僚，苏联每年要至少消耗10%的国家预算。

所谓“苏修”——苏联修正主义，指得其实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党内官僚化、贵族化，特权阶级不断强大。对外开始搞帝国主义扩张，阿富汗、捷克斯洛伐克等第三世界国家惨遭压迫。

斯大林靠个人集权和大清洗，也就是杀头的方法压制地方封建势力和中央权贵。但是这种手段严重依赖领袖权威，也包含着“一刀切”的冤假错案。特殊时期可以使用且立竿见影，但不可持续，也过于残酷。

苏共有没有认识到：作为工农先锋队的苏联共产党也面临腐化危机，可能变成压迫者和剥削阶级呢？列宁曾经承认：

“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那就是这个。”

但是，列宁把先锋队的官僚化、贵族化归咎于沙俄时期的封建残余，是革命不彻底导致的，还将解决的希望寄托在“生产力发展”和先锋队的“自我净化”上——与毛主席的思想完全不同。

苏共党内官僚，绝大多数是靠裙带关系获得的官职、地位，普遍德才兼不备。又因为实行终身制，做不出政绩也能牢牢把握权力，慵、懒、散屡见不鲜。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又高度依赖行政，发号施令者都昏庸如此，苏联的经济必然出现严重问题。经济出了问题，人民受不了。地方封建势力借机炒作，既得利益者和投机分子也会趁机捣乱，最后分家。

正如前所述，苏联真正有活力的经济却被官僚把持，“影子经济”再发达也是非法收入——苏联经济已成为官僚阶层的特权，服务对象的不是苏联人民而是苏联官僚阶层——这种经济怎么可能有活力呢？

恩格斯曾表示：

“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社会。”

也就是说，马恩认为计划经济是满足社会化大生产需要，将生产力最大限度发挥的唯一途径，也是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手段。到时候，商品经济就会消亡，人类将进入产品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将由整个社会调节，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被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替代。

但是，马恩的设想是建立在人类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别说苏联，即便现在人类的生产力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

然而，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频繁遭遇经济危机、石油危机，其破坏的深度和广度都要比苏联更严重。解体前，苏联民调显示：76%的人民支持保留苏联，但苏联依旧解体。实际上，无非是苏共权贵想借此机会将侵吞的国有资产合法化，最直接的方法便是“分家”。

据俄国《消息报》报道：

1996年，俄罗斯及各苏联加盟国中央政府的重要职位的75%是前苏共干部；各国各政党领袖中，前苏共干部占57.1%，地方精英占82.3%，基层政府占74.3%，经济领域中经历了61%。

所以，权贵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受益者，大量特权阶层变成了俄罗斯的社会精英。

美国社会学者大卫·科兹指出：

从社会历史大视角看，苏联的剧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他们长期依赖占有的社会财富、各种权益合法化。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指的是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主要是中央政治部委中领导集团的绝大部分成员。

美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弗兰克·奇福德说的更直白：

苏联共产党是唯一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巨变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也不是不同政见者，而是官僚阶层中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的俄罗斯权贵资产阶级。通过摧毁苏联，他们把用不正当手段占据的公有资产和政治权益合法化，大大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

苏联解体是自上而下的崩溃，无论是中央和地方，苏联解体的发起人和推动者都是苏共精英。泱泱大国的崩溃，出了奇的平静。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上台，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反腐、轻工业技术革新、加强劳动纪律、提高工作激励力度……然而，一年多之后，安德罗波夫死在任上。1984年7月，契尔年科上台，继续安德罗伯夫的“平稳改革”，可惜1985年3月便去世了。少壮派戈尔巴乔夫登上权力巅峰。

戈尔巴乔夫是什么人？诺贝尔和平得主、“里根自由勋章”得主、《时代周刊》风云人物、畅销书作家，还是必胜客、路易威登和德国铁路的代言人，在26部电影里跑过龙套……当然，他最重要的角色是“苏联终结者”。

就凭这个，苏联人民欠他一个棺材板打造的大勋章。

1985年的苏联，政局动荡，社会矛盾深重。极端宗教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无政府主义、灵魂生命学、鬼神幽灵学、享乐主义、性解放等思潮伺机涌起。同时，西方对苏联的舆论围攻更为急迫。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国民生产总值（GNP）等经济数据上做手脚，告诉欧洲人：苏联已经不行了！再用欧洲自由电台等媒体向苏联播报。苏联国内的知识分子逐渐迎合美国，把好莱坞电影当成真实的美国，在媒体上为西方价值观鸣锣开道，质疑社会主义体制。

简言之，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空前挑战。

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先在国内推行“禁酒运动”，不仅害得政府税收大减，党的权威也因此减弱。在党内，戈尔巴乔夫大搞远近亲疏，擅长拍马溜须的博尔金顺利上位。

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召开前，戈尔巴乔夫在重大决策上已不相信专家、学者和官员的意见，反而迷信作家、文人、媒体。爱国主义精神被视为“落后思想”，受美式民主熏陶的知识分子们七嘴八舌，为了获得美国遗产基金会的资助，不断撰写反社会主义的文章。

1986年2月22日，苏共二十七大召开前夕，戈尔巴乔夫让契尔巴尼耶夫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想，取而代之的是“民主化”和“新思维”——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

正确而无用的废话。军队、核武器、导弹都损害了人类利益，但把它们都销毁后，谁来保护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利益呢？除非美国也跟着销毁，但各位觉得可能吗？

在“新思维”的怂恿下，苏联国内涌现出一大批亲西方的书刊、报纸，纷纷“深挖”历史真相——卫国战争史上的英雄人物被彻底否定。亲西方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的话语权、社会地位大大提升。

1986年3月，戈尔巴乔夫邀请媒体批评苏共。很快，这场运动变质为对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恶意批判、抹黑。原先在地下活动的，受美国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也公开露面，公然丑化苏联历史。1986年9月，《新世纪》杂志直接攻击列宁，戈尔巴乔夫竟然无动于衷。

面对苏共二号人物利加乔夫的善意提醒，戈尔巴乔夫竟然把意识形态工作交给原驻加拿大大使，亲西方反共人士雅科夫列夫主管。于是，苏联各大媒体主编全部换成亲西方的知识分子。1987年5月，雅科夫列夫解除了对美国之音等境外反苏电台的屏蔽。苏共把媒体拱手交给外部势力，舆论战中完全失去主动性。

苏联戏剧大师洛佐夫极其悲愤地说：

这种毫不掩饰的奴颜婢膝，在我们这一代中是绝对见不到的。戈尔巴乔夫在精神上摧毁了给予他们信任的人……

美国和西方国家惊喜地发现：戈尔巴乔夫喜欢“新思维”，种种惊人之举似乎不是欺骗美国的阴谋。既然如此，不如稍稍软化对苏评价，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爱慕虚荣。

谢瓦尔德纳泽（时任外长）和契尔巴尼耶夫（戈尔巴乔夫的心腹）都是典型的亲美派。二人不断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每日邮报》等西方媒体的溢美之词送到戈尔巴乔夫的办公桌上，戈尔巴乔夫沉醉在敌人的溢美声中无法自拔，投西方之所好。

意识形态的迅速崩溃，便是苏联解体的前奏。显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经彻底背弃了马克思主义。

外交“新思维”使戈尔巴乔夫逐渐将外交权力集中到个人手中。自从让谢瓦尔德纳泽被任命为苏联外长，苏联外交就成了两人的私人游戏，从来不与苏共政治局讨论重大外交问题。戈尔巴乔夫罔顾苏联的重大利益、关切，单枪匹马与美国接触、交易，一次次无底线地让步、妥协。面对苏共党内同志的善意提醒，戈尔巴乔夫总说别人是没有“新思维”的土老帽。

在核裁军问题上，1985年，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日内瓦首次会晤。戈尔巴乔夫便一厢情愿地抛出“2000年无核世界”计划，苏美两国都惊呆了。1986年10月11日，戈尔巴乔夫与里根的会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前者却急着向全球媒体表达自己是如何认真对待裁军问题。签署《中导条约》时，戈尔巴乔夫甚至在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情况下擅自让步。

1988年联合国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单方面裁军50万。1990年，苏联从东欧、东德撤回大批军队，根本没有制定任何安置计划，50万军人不得不在帐篷里过冬。曾经承载着苏联荣耀，拼死卫国的军人，反而成为被嘲笑的对象，亲西方的知识分子在台前耀武扬威。

戈尔巴乔夫竟然不愿相信北约的军事威胁，契尔巴尼耶夫甚至认为：将军、元帅们夸大了北约的威胁，只是想骗取军费。他甚至告诉戈尔巴乔夫：苏联的威胁不是美军而是苏军，军费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戈尔巴乔夫认为，“两大阵营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等理论已经“过时”了，把苏军的建军精神改成了“合理够用”，没有必要“打赢战争”。

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与西德总理科尔会面时，不顾苏共政治局强烈反对，单方面撤销了所有条件，同意德国统一后脱离华约，保留北约地位。当时，美国老布什政府已经做好了向苏联妥协的准备，却没想到苏联直接选择投降。话说回来，如果按照苏联的原定计划，德国统一后不再是北约成员国，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哪会像今天这样被挤压到几乎窒息呢？

1990年5月，美国国务卿贝克访问苏联时提出：苏联改革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将提供援助。戈尔巴乔夫竟然天真地相信，干脆邀请美国专家为苏联经济开药方。他说：“美苏两国像登山队友，共用一根绳子，直到爬到山顶。”问题是，美国真把苏联当队友吗，美国难道不会把绳子给割断吗？

虽然权贵窃国，但是戈尔巴乔夫要为苏联的解体负主要责任。猛药去疴，没考虑到苏联残弱的病体根本无法承受药物副作用，更何况完全是饮鸩止渴。种种愚蠢举措让本已积重难返的各方矛盾直接激化，加速了苏联解体。

很快，苏共内部一片混乱。谢瓦尔德纳泽忙着跑到格鲁吉亚掌权；克拉夫丘克也离开苏共，带领乌克兰独立；叶利钦要成为新的俄罗斯总统；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和其他所谓“顽固派”选择自杀。戈尔巴乔夫却在苏联解体后，向叶利钦乞求退休待遇。

1991年12月25日，当红旗倒下，国家离析，戈尔巴乔夫却昂着头：“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达到，对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戈尔巴乔夫不知道的是：他扔掉了令世界颤抖的大国，成了一个愚蠢的广告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