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召开专题会议，部署陕西的医疗服务保障工作。当晚，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工作视频会议，陕西省委书记刘国中主持会议，指出：医院要能开尽开，对透析患者、孕产妇、新生儿、急危重患者等，要第一时间救治。整改上要坚决彻底，对国家工作组、省里专家组反馈的意见，要一条一条严格对照，全部整改到位，不断提升工作水平。

我感到一阵庆幸，因为地方防疫的困境得到了中央的重视。但是我又有一丝不解：难道什么事情都要中央介入才能解决？用循规蹈矩的方法，解决墨守成规的问题，能成功吗？行政手段施压，难道是万能的社会治理方法吗？

纵观近代史，死板僵化从来不是共产党的特色，我党的群众工作、我军的战术战略，历来是随机应变、灵活多样的。各级指战员总是有着高昂的战斗激情，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困难，一切以胜利为标准。而且，我党、我军的上级都十分尊重下级的创造性和机动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怎么推广全国的，深珠汕厦经济特区的试水意义是什么？想必无需赘言。

再比如：辽沈战役期间，东北野战军攻打第九兵团，林彪甚至可以发出“各纵队不必找师，师不必找团，团不必找营，大家都找廖耀湘就行”的命令——共产党的军队，打散了编制照样有战斗力！同样是林彪，在锦州战役期间，他亲自下令采用挖掘交通壕战术，对战壕的尺寸和挖掘动作给出详细标准，从而使得东北野战军的有生力量躲过了国民党的炮击。可见，我军上级可以给出贴合基层实际的操作规范，这是坚持群众路线、深入一线的必然结果。

1948年11月7日，淮海战役期间，毛泽东赋予粟裕“机断专行”的权力：“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11月24日，军委在电报中称“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这实际上是，上级给久经考验的下级充分授权，但责任由上级分担。

国民党与共产党截然不同。哪怕是在初中学过中国历史的人，也多少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疑惑：九一八国难当头，张学良为什么宁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也不驱逐日本？前四次反围剿，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为什么一次又一次中了工农红军“诱敌深入”的圈套，接连惨败而不吸取教训？万里长征时，红军为何总能在运动中集结优势兵力击败国民党军，后者明明数量庞大、装备优异，却总是互不联动，坐视彼此被消灭？解放战争初期，张灵甫的整编74师被华东野战军包围，为何国民党各路援军连基本的协同作战都做不到？三大战役乃至渡江战役时期，国民党军为什么依旧如此呆板、木讷？

在国民党内发挥创造力，哪怕打赢了，后果也很严重。1947年，陈明仁率部死守四平，直到援军抵达。战后升任第七兵团司令并获得青天白日勋章，但很快就因“纵兵抢粮”而降职，由此对蒋心怀不满，在地下党点拨下投共。邱清泉是国民党猛将之一，人称“邱疯子”，却又通晓英文德文，善写诗，有军事著作，在抗日战争期间立下大功。然而，1948年，邱清泉冒死救出黄百韬兵团，还总结出《战胜刘伯承之秘诀》，还没来及普及就因“坐视区寿年兵团被歼”遭训斥，一怒之下奔丧守孝。

换言之，国民党人怎么就这么笨呢？他们是白痴吗？这么大的人，这么好的装备，却还需要一个光头委员长“微操”，如为婴儿换尿片的保姆？要么给出脱离实际的建议，要么就是把责任甩在下级头上。这下可好，换着换着，把整个国民党换到孤悬海外的破岛上去了。

其实，国民党并不傻，从军人的角度上，他们很尽职，因为他们精准地执行了上司的指令，上司没说要援助友军，我就不救。至于为什么不下命令，我管不着。整场战役能不能打赢，与我无关。我执行了命令，谁都说不得什么。输了也不怪我。没有明确指示，多做多错，言多必失，少做少错，沉默是金。一步踏错，丢了前途怎么办？邱清泉打了胜仗生着闷气，陈明仁拿了勋章吃了闷亏，这俩就是前车之鉴！

你看，这种态度，最终让东亚大陆出现一个几乎统一的红色中国。你可以说，国民党的死板僵化让他们把大陆拱手相送，但考虑到这是骨子里的东西，是阶级局限性，更应该说：国民党在共产党的攻势下能撑到1949年，已经是人类奇迹了。国民政府是那么反动腐朽，早就该输了。

我认为，作为共产党人，咱们应该不忘初心！尤其是地方各机构、各领导，应该在遵照大方针、大政策的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勇于担责，勇于实践，一切以服务群众、方便群众为标准。

在野党的优秀特质，总不能在执政后完全消磨吧？越是太平盛世，为什么反而越脱离群众，越来越畏首畏尾呢？如果真的走了群众路线，为什么给不出详细可行的疫情期间应急分诊流程？如果真的不懂，为什么不敢放手给下级探索，但同时分担部分责任？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为何越执行越走样？

满口不得如何，不得如何，却不考虑各地方、各医院的实际困难，不考虑各环节、各流程的实际问题，禁令只会禁出更大的乱子。比如，三级甲等医院和二级乙等医院的硬件条件能一样吗？有的医院老旧狭小，连开设隔离区的单独空间都没有，不得不禁止接诊，如强制接诊一旦暴露阳性，怎么办？这样的情况只要出现一次，这样的医院只要出现一家，全城的防疫努力就将功亏一篑。

80年前，一个搞政治的委员长，总是对具体战役的指挥指手画脚。80年后，一个从政的干部，却对医院的开诊问题提出要求。倒不是说不能这么做，而是——发言者不应该是医学、疾控专家吗？

此案亦是彼岸，此时恰如彼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