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经济学家任择平发布《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找到了——中国生育报告》，认为政府要抓住出生于1975~1985年的中国人尚能生育的窗口，不可指望90后和00后。具体方法是，央行多印钞两万亿人民币，刺激国内十年内新生育5000万儿童。《报告》鼓吹此为最务实、有效、可行的方法，而且不增加百姓、企业和地方负担。

我人都傻了，傻爆了。我年轻的时候，网友戏称中国的专家是“砖家”，因为它们总是提出匪夷所思的“专业建议”。如今可见，此言非虚。中国的专家学者们，特别是经济、民生领域的专家们，能不能靠谱一点？

或者，人类历史上的高级知识分子，能不能靠谱一点？上世纪30年代，英国作家萧伯纳对斯大林的崇拜让人肉麻，罗曼·罗兰也夸耀苏联，《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华尔特·杜兰迪（Walter Duranty）斥责揭露乌克兰大饥荒的加雷斯·琼斯（Gareth Jones）“造假”，因为苏维埃的伟大社会实验无比理想。萨特考察纳粹德国后，将其与法国相提并论，大加赞扬。欧洲战云密布时，罗素依旧鼓吹英国应单方面裁军换得和平。70年代，美国经济学界鼓吹苏联不可战胜，永远强大富饶。即便是在今日中国，也有无数大学教授坚信，三权分立的国家不可能选举舞弊，自由媒体永远公正客观。

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说：“知识分子有一种让人惊讶的特权，就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

请问任先生：

你以为生孩子跟放炮仗一样，撅起磨盘大的屁股砰砰作响，就能甩出一个排的小崽子？今年是2022年，1975年出生的人已经47岁，1985年出生的人已经37岁，37~47岁的男人且不说，女人已是高龄产妇甚至已经闭经，怎么生育？

还扯什么“超发货币”的咸淡，给娃娃机投币呢？吃旋转火锅呢？自助餐点菜都不能这么随意。人民币不是美元，不是世界货币，超发货币之后带来的通货膨胀只能让中国人民承担，无法向外转移。

中国的CPI指数在世界上算很低的，但中国社会对物价上涨的忍耐度也不高，2019年猪肉价格上涨，舆论差点翻了天。2008年对抗金融危机，4万亿计划的大坑，有些地方政府至今仍在填。再超发两万亿，工资涨幅更跟不上物价，钱不值钱，居民生活成本增加，消费力、购买力下降，这叫“没有负担”？

中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任先生有没有为他们的生计着想？向您这样的高知分子，年入数十万，当然对物价不敏感。历史告诉我，当社会精英对民间疾苦不敏感时，他们的脖子就要对铡刀敏感万分了。

再者说，2020年中国新生人口1000万。两万亿人民币，平均每一个新生儿只有两万元。就算这两万能全额发到手里，就算两万元全都花在婴儿身上，也干不了什么事。我的家乡是三线小城，以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孩子的奶粉钱都至少两万，生个病闹个灾喝点苦水吃个药片？衣帽鞋袜？尿不湿？玩具？疫苗？孩子长多高，百元大钞就要垒多高。

两万元就想让人拼命生孩？打发叫花子呢？！新加坡政府为鼓励生育，何止发钱，房子都送，但生育率依旧世界垫底。

生育率低，是大规模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发展的“富贵病”。法国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便遇此情形，决定从法语非洲引进移民，祸端始启。如今法国的非洲裔生育率奇高，白人越来越少，导致法国的生育率高达2.04，比沙特和阿联酋等认同“多子多福”的阿拉伯国家还高。

中国的低生育率跟东亚国家巨大的生存压力无必然关系，因为南欧国家的生育率普遍低于中欧，意即意大利和希腊等欧洲二等国家还不如严谨的德国籍土耳其裔能生。唯一例外的是以色列，发达经济体中的生育率高达2.57，但这是与世隔绝、思想封闭、终身念经的哈雷迪族疯狂生育导致的，平均每个哈雷迪妇女要养育7.2个孩子。中国搞不了这些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东西。

无他，政策与制度要适应这种低生育率的时代。不然，5000万人即使降生，鉴于“不被指望”的90后和00后不肯加入生育大军，一切也是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