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越是非政府组织，就越是看笑话的好地方。这不，1月30日，“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颁布了年度“清廉印象指数”榜单。颁布就算了，非要把“清廉程度”与“防疫工作好坏”挂钩，理由是“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越腐败，就越会伤害到其公共卫生系统，导致防疫工作的失败”。

然而，排名令人大吃一惊。“群体免疫”彻底失败的瑞典排在第3位，死亡10万、确诊300万的英国排在第11位，死亡45万、累计确诊2600万的美国排在第25位。中国竟然与巴林、科威特和所罗门群岛并列第78位。

我吓傻了，真的。这就是第三世界的、黄种人为主的、东方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超级VIP待遇吗？中国强制管控疫情蔓延的水平之高，从疫情中恢复速度之快，举世瞩目。那么，如果中国足够清廉，说明“透明国际”的排名有问题，要么涉嫌种族歧视，要么是意识形态挂钩；如果中国贪腐严重，说明“透明国际”整场调查的逻辑存在严重问题，要么不够专业，要么胡编乱造。

总之，“透明国际”有病。病得很严重。西方已经撕掉了普世价值的伪装，为何他们自诩“国际化”、“公正科学”的排名依旧是“普世标准”？

但是，它发病，咱中国人管不了。“透明国际”是总部位于柏林，受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整个一套西方话语权、西方舆论场，中国说了不算。难不成还要给它测个温，再隔离十四天，拍个片子看看脑部有没有阴影？再者说，咱中国不还有很多给方方加油打气的媒体人和学者么？道歉、反思都来不及，还“排名”？搞笑么？

不过，“透明国际”有一句是对的，越腐败的地方防疫水平越差。美国就是一个腐败到骨子里的地方。

美国国父之一，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一边十分担忧“大政府”会导致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当时全美公务员不足三千人），另一边则在1801年当选第三任总统后，将政治盟友和亲信塞进联邦政府的93个职位中的73个，由此开始了美国总统“政治任命”的传统。

两者在杰斐逊看来并不矛盾，而且确实有其客观合理性。美国立国之初，人口识字率低，学习成本很高。平均一本书一美元，相当于熟练工人一周的工资，藏书量是家庭财富的判断标准。从民众中公开选拔技术官僚，不具可行性。因此，政治人物凭借其政治威望，委任靠得住的同僚，的确是维持高素质且政策稳定的“小政府”的合理方法。

然而，任命式选才也有隐患。虽然入职者几乎全部毕业于哈佛、耶鲁等名校，但也都出身大庄园主和资产阶级，它们占据了美国前几届政府全部职位的60%以上。比如，波士顿的上层精英们就被戏称为“波士顿婆罗门”，60多个家族几乎全是英国殖民者的后人。这就意味着，此后的每一届新政府的多数职位只能在特权阶级之内流动。所幸立国之初，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崇尚自由主义，极具爱国热情，因此特权阶级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基本相符。

进入19世纪，美国放宽或取消了对白人男性的选举权的财产限制，以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为主的民粹力量首次与政治精英碰撞，终于在1828年选出了第一位平民出身的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这种美国政治大众化的风潮，被称为“杰克逊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

为了制衡东海岸精英，杰克逊认为“奖赏所属派系并鼓励其他人加入有助民主”，遂宣称多数公职不需高学历，将政府公务员的选拔方式公开化、扩大化，主要是邮政、海关和土地管理的公务员。然而，为了选票，杰克逊甚至公然封官许愿。杰克逊上任第一年就撤下919名联邦官员，占联邦政府职位的近10％，又让自己的政治支持者和朋友取而代之。

如此一来，精英分赃制度不仅没有被破坏，反而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大量民粹人士成为政治精英后，整个群体的操守和能力显著下滑。这便是杰克逊政府在美国政治体系中创设的“分赃制度”（spoils system），又称“猎官制”。杰克逊任内爆出数起丑闻，诸如纽约海关总署署长塞缪尔·斯沃特威特挪用公款叛逃，“衬裙事件”（战争部长约翰·伊顿涉嫌谋害新婚妻子玛格丽特的前夫反被杰克逊支持，内阁大半辞职以示愤怒）等。

19世纪，美国开始西进运动，工业革命的成果开始刺激美国经济，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一切都要求政府职能的扩张，带动公共支出提升。于是，从1812年战争后曝光的一系列贪污联邦战争资金的案件开始，美国进入了贪污腐败最严重的时期。在西进运动中，国会议员和开发商相互勾结，利用政府土地合同，侵吞联邦津贴。

南北战争后，美国进入重建时期，工业水平的增加带动全美的基础设施建设，官商勾结的垄断组织迅速膨胀。两党的政治组织在大中城市盘根错节，美国官场贪腐弊案频发，洗钱、卖官鬻爵、公开索贿、烂尾工程，政党分肥牟利、党首操纵选举的事情屡见不鲜。

不过，贪腐横行的美国却依旧走在上升道路上，因为政党赎买选民以换取选票的做法事实上填补了“小政府”职能的不足，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基层社会管理的职能。特别是许诺的政党职位，为第一代移民提供了难得的上升阶梯。然而，分赃制最大的受害者——中产阶级大为不满。

1865年12月，托马斯·杰克斯向国会递交第一个“文官改革法”，要求以“功绩制”的常任文官制度取代分赃制，但立法十分艰难。1872年，莫比利尔信托公司丑闻爆发，共和党高层大多受贿，共和党内自由主义者认为选举权的扩大为政党分赃制铺平了道路，要求“医治共和党的腐败”。

1871年，总统格兰特授权组建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制定政府录用、提拔官员的规则”，避免民主党借此对共和党发动攻击。有趣的是，反腐口号最响的格兰特（1869~1877年），任期恰好是美国腐败最泛滥的时期之一，任内的腐败丑闻也最多。诸如“威士忌环”丑闻：格兰特内阁成员和私人秘书帮助威士忌酒厂逃避威士忌税，酒厂则向其巨额行贿。

1868年，两家财团争夺伊利铁路控制权，其中一名议员两头谄媚，获利17.5万美元。两位铁路巨头——杰伊·古尔德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相互竞争时，前者的策略简单明了：带着装有50万美元现钞的旅行箱来到美国国会，公然行贿。一位作家评论道：如此行径造成了“最令人发狂的和极度刺激性的后果，以至于使廉政机构的领导人花了许多年来消除这种后果。”

1870~1900年，美国贪腐更加严重，得名“镀金时代”。当时，10%的国会议员公开腐败。历史学家莫里森（Morison）和康马杰（Commager）对这样描述“镀金时代”：“人们能够在州和大城市的政府、在商业和金融业以及运输业，甚至在专业职业中发现这一现象：几乎在所有的地方，旧道德标准都被破坏了，对于许多人来说，正派似乎离开了公共生活。”

乔治·赛耶曾将1876年选举之后的半个世纪称为“美国贿赂的黄金时代”。他说：“美国政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腐败，所有的办公室都被收买，几乎所有的人都难保纯洁,几乎所有的原则的神圣都被践踏。”

1887年，威尔逊（后来的美国总统）在博士论文中写到：“市政府有毒的氛围，州政府扭曲的秘密，华府暴露出的混乱、渎职和腐败，让我们无法相信美国人对良好治理有概念。”

1877年，美国总统海斯上台。吸收英国政治改革的经验，将一批改革派人物任命为国务卿、财长和内政部长，调查海关、邮政部等弊案（内外勾结，低价竞标后再抬高邮递花费，骗取政府公款数百万美元）。然而，改革受多方阻挠，无论是禁止政治分赃还是禁止联邦官员参与政党活动，直到卸任都无法在国会促成立法。海斯的设想，直到1939年生效的《哈奇法案》（公务员在履行职责时不得从事政治活动）才付诸实践。

1881年，加菲尔德继任刚满半年即遇刺身亡，而邮政部弊案还未审毕。杀手查尔斯·古提奥是共和党员，也是加菲尔德的支持者，自以为应被派往驻巴黎大使馆任职却落了空，心怀不满遂杀人灭口。有趣的是，此人不懂法语。

当一个致力于改革吏治的总统，不得不搞分赃制掌握权力，最终又被不满分赃的人干掉，引起美国社会哗然，全国公务员改革联盟顺势成立。次年中期选举，两党支持改革的进步派议员占多数，改革阻力大减。

1883年1月，民主党参议员亨利·彭德尔顿的法案被总统切斯特·阿瑟签署颁布，史称《彭德尔顿文官法》，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针对腐败的法律，而当时美国已经成立107年。规定：公职人员分为政治官员和职业文官（最初仅占10%）两类，后者的任用、晋升不再取决于对党魁的忠诚，而是公开考试择优录用，设立文官委员会专门负责考核和晋升。文官“政治中立”，公共服务不受换届影响，不得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和进行政治性捐款，也不得因拒绝这类政治活动而被免职。

然而，职业文官的比例高低却由总统行政命令决定。如执政党在大选中落败，往往会提高文官比例，变相减少新政府的政治任命名额。1900年，美国考选公务员比例提升至46%。文官委员会的权力也与总统的执政风格相关，老罗斯福等强势总统支持打击政治分赃，弱势总统就要退让。

在各州政府，监督公务员改革的委员会由企业家和资产阶级组成，主要盯着邮政、海关、警察和质检部门。美国高校也提供廉政理论建设。这开启了美国美国廉政制度在基层的良好示范。

有一说一，对于基层工作人员，美国有一套比较严肃的反腐策略，但这是个“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问题。华盛顿沼泽里、美国国会上，多少合法腐败，多少政治献金，多少“公民社会”？“旋转门”下，美国的权贵们随便转换身份，美国的军官们堂而皇之公款私用。

换言之，美国政治精英之间，分赃制事实上依旧盛行，贪腐制度化、合法化。美国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的贪腐大案几乎与水门事件同时发生。自1962年担任巴尔的摩郡长以来，阿格纽从马里兰州州长（1967年）到副总统，一路贪污腐败、洗钱，勾结地方官员，甚至敲诈勒索，涉案赃款达上亿美元。1973年10月10日，斯皮罗·阿格纽被迫辞职以避免被国会弹劾。担下所有罪责后，阿格纽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而且是缓刑），仅退还赃款26.8万美元。

1976年，卡特竞选承诺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清廉、高效、节俭的政府”。结果，卡特的密友、预算局局长兰斯在第二年就被媒体披露，涉嫌股票腐败案。卡特任内的另一丑闻是，韩国米商朴东善总计向100余名美国国会议员和高管行贿。

2001年，安然公司破产案暴露了“软钱”带来的钱权交易问题。2002年3月7日签署生效的《两党竞选改革法》禁止全国性政党接受“软钱”。它的诞生让共和党人十分不快，小布什签署的时候也很不情愿。2010年，联邦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认定该法违宪，变相解除了“软钱”的限制。201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麦卡沃恩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大幅放宽了对政治捐款的限制。通俗地说：富人可以同时捐助很多联邦候选人，更可以无限制地向自己支持的政党捐款。

美国也有反腐败机构——监察长办公室制度。不过，该制度是政治制度，人员任免也是行政命令，处置也由国会决定，不直接对接刑事处罚。例如2015年，美国驻比利时大使古特曼屡次嫖娼并与未成年人发生关系，就被国务院检察长处理过。付出的代价只是被暂时召回，不久便官复原职，无任何处分。

加利福尼亚州前议长杰西·昂鲁说：“在美国，金钱是政治的母乳”。2020年大选，民主、共和两党总花费近140亿美元，远高于2016年的65亿美元。其中，总统竞选花费约66亿美元，国会竞选总花费约72亿美元。上亿美元的政治捐款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政客的腰包，6500万美国人却在失业中挣扎而没有饭吃。

我在想，如果把美国总统竞选的经费拿来，能为美国人提供多少口罩、护目镜和防护服啊！如果把政治献金都拿出来，分给每个美国人，至少能让他们有口热饭吃，不至于无家可归吧！如果把建设“公民社会”的劲头拿出来，能改善多少医生护士的工作条件，多分发多少新冠疫苗啊！

哪怕，把腐败而来的财富，全部用来修建焚尸炉和裹尸袋，也不至于让甜美的美利坚空气，充满令人窒息的尸臭味？

美利坚的45万人烂掉了，却也盖不住它的政治的衰朽、腐败的铜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