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英国广播公司（BBC）驻上海记者就疫情问题采访了几名中国年轻人，一个名叫周思溢的“手工皮革商”竟然表示：作为普通人，对所谓“武汉早期的过失感到抱歉”。随后又强调自己是“爱国者”，母亲是个党员。还说：“中国最初犯了错误，放任其（新冠疫情）蔓延。中国当然应该为此感到抱歉……中国帮助了其他国家，并试图弥补我们的错误。”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他们不是坏，而是真的无知。无知到令人费解，西方自由派整天高呼自由民主，却连自由和民主的定义都不知道。你问他被谁压迫、追求什么独立，基本一问三不知。左翼的党员，文件不读书也不看，脑子不想事情，人云亦云甚至阳奉阴违。两方都有显著的不学无术的倾向，书都不知道读到哪里去了。

基本的生活常识是：无论接受什么人采访，特别是外媒采访，都应该知道新闻媒体制造热点的一贯德行，要谨言慎行。无论什么问题，都要重复己方观点，不要陷入语言陷阱，免得被外媒抓了把柄，成为攻击国家的弹药，这是最基础的政治嗅觉。就算不懂政治，也要懂一点科学常识，多看新闻。

妈的，越想越气。这个女人，脑子宕机了吗？讲话这么机车的吗？自以为是到这种程度吗？中国主流媒体评价道“这个周思溢，不管她有意无意，都是最新站到这个可耻行列（指污名化中国）中的一员”，显然是盖棺定论。

新冠疫情的最初爆发地，目前来看是中国武汉（至少西方媒体集中关注），但来自科学界的实锤越来越多，意味着早在武汉之前，疫情就在管控宽松的欧美诸国流行过，新冠病毒也并非来源于中国，以上两者，无论是病毒学还是流行病学，都是科学研究的范畴。即便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现在的问题是，即便最后查出发源地就是中国，中国也无法在法理上承担责任，更不能在任何时候谢罪。

总的而言，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至于理由，我在3月29日就写过《美国政府“统一口径，全怪中国”：认知失调是种病，得治》，详细叙述了。简单说来：西方越是政治化、污名化中国抗疫，就必须以相同的策略怼回去。不要把谦谦君子风、仁义礼智信用在非东亚文化圈的白人身上，他们不配、不懂、不知廉耻。

果然，周思溢的话被BBC抓住，点评道：这番言论“从与党有联系的人口中听到这样的话是很不寻常的”。虎视眈眈的西方媒体，果然绞尽脑汁，塑造出一个党内自由派民主人士、异议人士的形象，看来共产党内部也有“良心”嘛！是什么压制了这种“良心”呢？哦，是恬不知耻的民族性格，是专制极权的政治制度，是缺乏自由的舆论环境，是被污染的社会良心……你看，BBC的报道是不是暗示了这些？

中国不道歉，中国就是邪恶的。中国道了歉，西方杀中国、害中国，就是中国罪有应得的。一个两难陷阱而已，凡是看不出来的都是十足的蠢货。凡是让中国缴械以博得“国际社会”信任的，都是混账透顶的糖衣炮弹。凭什么不是西方先公开疫情早期传播情况的详细信息、收起反华宣传和排华情绪，以博得中国的信任？难道黄种人不是人？中国不是独立主权国家？

换汤不换药，当年怎么在舆论上扳倒苏联，西方媒体就怎么套在中国头上。我不担心中国人被演变（事实上这一危险自十七大召开后就已经消除），关键是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形象已经不能再难看了，中国的发展不能只要里子，不要面子了，争取积极的国际形象是很重要的。

话说回来，BBC为什么不肯放弃 BB China ？这就要从 BBC 的历史说起。

1922年，英国广播有限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mpany）在伦敦成立，由马可尼、英国通用电器、汤姆森休斯顿等几个大财团共同出资，终止了泛滥的私人广播公司对军事通讯的干扰。

1927年，英国广播有限公司获皇家特许状（Royal Charter of Incorporation），改组为公办的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国家成立的广播机构。

因此，与多数人的想象不同，BBC ——一个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英国规模最大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媒体，并非“独立公正”的私营媒体，而是英国的法定法人机构（即 statutory corporation），妥妥的国企。继而，BBC 始终承担着强烈的政治宣传意图，是英国政府最得心应手的宣传工具。

BBC 由媒体事务主管大臣（内阁成员）直接监管。公司运作由“独立于政府”的12人理事会负责。理事会成员人由内政部挑选，首相办公室审查，政府任命，每人任期5年。日常工作由理事会任命的总裁负责。

理事会主席往往是前重量级议员或前内阁高官，都有贵族头衔或爵位。末代港督彭定康就做过BBC总裁。副主席是《泰晤士报》等英国主流媒体的总主编，十名委员按如下分配：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各出一名（中学校长或大学校监为主），商业联合会等出一人，大企业董事会成员（各企业轮流出），在野党出一重量级人士，外交界一人，科学界一人，会计师或律师一人，再加上一个反种族歧视的黑人。

财阀、外交、媒体大亨、政治正确……都凑齐了。可见，BBC 理事会的首要任务是维护报道内容的政治正确性，而非专业性。符合英国国家利益的才叫“公正报道”，不符合的就是“偏颇”——BBC 永远“公正”，永远“独立”。

BBC 理事会完全是政府的产物，是否“独立于政府”还有必要吗？

上世纪60年代之前，任何问题在送交议会讨论、处理的十四天内，BBC评论员均不得在节目中提及。1964年，理事会主席布鲁克与 BBC 节目总监格林起冲突，后者不愿被政府干涉报道内容，但前者坚持落实英国政府的宣传策略。闹得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出面调停。

1972年之前，英国广播公司和英国独立电视台（ITV）每天播放的正常节目时长都被严格限制——每天8小时。

80~90年代，BBC 总裁米尔恩曾说：“我们是皇家近卫军，绝对忠诚，我们是全世界最好的，效率最高的媒体……BBC必须壮大。”忠诚二字，恰恰体现在 BBC 为首的英国媒体异口同声地谴责爱尔兰共和军等“恐怖组织”，因为它们支持英国领土——北爱尔兰的独立。

如果 BBC 的报道符合英国利益，即便是丑闻也影响不大；如果 BBC 的报道不符合英国利益，就算是真相也会被封杀。

2003年7月，BBC Radio 4的节目引述一名英国政府官员的话称：托尼·布莱尔内阁在“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加油添醋”，没有按情报机构的情报，准确地向公众报告，涉嫌骗取英国民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BBC 著名记者安德鲁·吉利根（Andrew Gilligan）后来撰文称：托尼·布莱尔内阁的新闻官阿斯戴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是夸大情报的幕后黑手。

英国政府完全否认该指控。8月11日，议会任命独立检察官展开调查。英国防部专家大卫·凯利（David Kelly）被指为是BBC的消息源后神秘自杀，BBC和英国政府都被认为对此负责。

2004年1月28日，英国常任上诉法官布赖恩·赫顿（Brian Hutton）发布的《赫顿报告》（Hutton Inquiry）认为，吉利根和BBC高层都对新闻处理不当。作为对判决的回应，《独立报》的头版只有一个词——“粉饰？”此事导致吉利根本人、BBC总裁和BBC理事会主席全部辞职。

2004年1月4日，BBC电视节目主持人罗勃特·克洛伊（Robert Kilroy-Silk）在英国《周日快报》（Sunday Express）发表了一篇歧视阿拉伯人的文章《我们没亏欠阿拉伯人》（We Owe Arabs Nothing），为伊拉克战争辩护，BBC仅是停播其节目，并未将其开除。

2012年5月，BBC盗用意大利摄影师迪拉罗2003年在伊拉克南部沙漠拍摄作品，为胡拉大屠杀作虚假报导。2014年7月20日，BBC在报道巴以冲突时偏袒以色列，引起上百名示威者堵在BBC总部，高呼“BBC，你真可耻”（BBC, shame on you! ）。

BBC 的壮大，离不开电视媒体的发展。1936年，BBC 提供电视服务，成为世界第一家电视台。1967年，BBC 首次以彩色信号直播温网赛事。BBC 在英国的事业腾飞，离不开一张小小的牌照。

50年代的英国电视产业一片蓝海，私人资本竞相投资，英国舆论一时混乱不堪。1953年，英国成立独立广播局（Independent Broadcasting Authority, IBA），负责发放电视领域的特许经营证，无证经营将被关停。许可证六年审查一次，审查方法是让各电视台主动递交报告——给IBA一个允许其继续经办的理由。

各电视台绞尽脑汁地在材料中证明自己是不受共产主义侵蚀的爱国媒体，如何如何宣传英国，如何如何维护英国利益，今后要如何提高政治素养……还要邀请IBA官员视察演播室、设备，指导节目筹备工作。就这还不一定评得上。当时，电视节目可是暴利行业，各大财团都想搞，贵族也想插一脚。英国政府还要考虑到各地方电视台的名额分配，同时用“拆分”BBC，引入“市场竞争”的方法，维持着公办媒体对舆论导向的把控。

1949年，贝弗里奇（Beveridge）调查委员会支持BBC维持独占地位，但下属报告却支持设立与BBC相竞争的电台。1954年，BBC 第一商业电视台成立。

1952年的皮尔金顿（Pilkington）调查委员会继续支持BBC的独占地位，同时认为独立电视台（ITV）的节目娱乐性太强，要求黄金时段的1/3必须是非虚构类严肃节目，可谓英版“限娱令”。1964年，BBC 第二电视网开辟。

1977年的安南（Annan）调查委员会耗时三年，展开大规模调查，认为BBC应成立第二商业电视网，然而财政来源不能与原商业台冲突。1981年，英国南方电视台的牌照被剥夺，因为南部地区的牌照名额不够了。1984年11月，BBC 第四频道开播。

独立广播局掌握着电视台的生杀大权，它的委员会来头也很大。主席往往是前内阁大臣，副主席是金融家，委员十二人，分别是：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威尔士各一人，宗教界、工会、车间主任、企业界、公务员、报纸主编、地方议员、大学教授、教育部高官各一人。可见，其政治代表性远超媒体业的专业性。

《1990年广播法》实施后，原先的独立广播局被撤销。1991年1月1日，新的独立电视委员会（Independent Television Committee）和无线广播局（Radiocommunications Agency）成立，分管商业电视和商业广播。除监管地面商业电视外，ITC也负责管理卫星和有线电视，主要是ITV-3，Channel 4 和 Channel 5。2003年12月29日，ITC、无线广播局、电信管理局等机构合并，成立通讯管理局（Ofcom）。

无论是广播时代，电视时代还是网络时代，以BBC为首的西方媒体永远不会摆脱骨子里的双重标准，因为它们建立之初就是为西方的政治利益服务，或者被西方的政治机器强制监管。

没有所谓的独立，也没有什么良心，有的只是不变的利益——如果赞扬香港警察有利于西方，那么香港的黄媒、曱甴和暴乱分子们就会被西媒立刻唾弃。可惜，没有如果。

在利益的驱使下，西方所谓的“新闻自由”只有一个——有利于西方形象，有利于“普世价值”，有利于“自由民主”，有利于弥合西方社会分歧，破坏中国团结稳定。颠倒黑白，扭曲事实的西方媒体，霸占了全球话语权，中国必须做好反击的准备，因为历史是残酷的。事实往往不是“不辩自明”的，也不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今天在西方，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问题上“撒了谎”，几乎已经成为西方理论界舆论到媒体上的一个“历史事实”。李文亮是共产党员，反而被西媒包装成反体制先锋和最早的“吹哨者”，一些报道暗示李文亮是被虐待而死。意大利作家Francesca Cavallo甚至写了一本儿童读物《李文亮医生与戴着王冠的病毒》。

真正的历史真相正在垃圾箱里发霉、发烂，许多正史都是被篡改的谎言。

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是在被“洗脑”的环境中长大的，因为我们从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中学习政治课，入党和入职后，还要接受“政治学习”，街上到处是政治宣传牌。西方国家没有单独的政治课，但法国的政治教育分散在社会、历史和哲学课中，美国的政治教育在每间教室中必须悬挂的国旗中。

法国著名记者阿尔贝·杜鲁瓦在其畅销书《虚伪者的狂欢节》中揭露了一种“法国追星”现象：法国的黄色小报、娱乐新闻卖得最好，可法国人接受采访时却对这些垃圾刊物表示普遍反感。

与此同理，西方人一方面全盘接受西方媒体带来的信息，另一方面则在口头上拒绝承认他们对媒体的信任。被“洗脑”的中国人恰好相反：对一切来自媒体的信息都本能地持怀疑态度，而对一切来自官方的信息都几乎不相信。

为什么呢？中国的教育更像是“灌输”：无论是否自愿，都必须接受、了解特定信息。允许被接受者存在逆反心理。上学时，只为了考高分，把马哲死记硬背却暗中唾弃的人几乎遍地都是，青年党员都有不少阳奉阴违。

西方的教育更像洗脑，不知不觉中接受本应该反对的事实或观点，甚至“主动”寻求信息散播者希望接受者了解的信息。西方人从小就被反复告知：媒体是自由的，新闻是自由的，教育是不受政治干预的。因此可以无条件地信任新闻、信任媒体，信任教材。接受了教育，相信了媒体的人，做出的决定一定是正义和理性的。

就问你服不服西方的“洗脑优势”和信息茧房的构筑能力。与之相比，我认为世界上最公正客观的媒体，恰好是中国官方媒体——并非全靠同行衬托。理由今后再谈，今天实在太晚，明天有课，写不了这么多。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