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早的，甭废话。关于一件小事。

1月19日，日本单日新增病例突破四万，而东京品川区保健所依然使用手绘柱状图的方法统计新增病例，以至于柱状图太高，从墙根出发一路延伸到天花板上。

哇！古墓派公知们泪流满面——工！匠！精！神！日本注重技术传承，尊重传统，信息安全工作卓有成效（图画在墙上丢不了也不怕水浸），特别是节约纳税人财富（弃用电脑靠人力统计）。因此你们中国又输了，中国的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发展太快，把灵魂抛在了后面，我们要学习日本，等一等自己的灵魂和社会的良心。

呕。哕。吐。

联想到日本疫情期间，出现了很多类似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2020年初，日本新增病例出现了诡异的线性增长，公知狂吹日本公共卫生建设的伟大成就。后来才发现，东京都新冠疫情对策总部仍在使用传真机作为统计工具，但传真机只有两台，每天最多收发1500份传真，而且一旦日确诊人数超过300人就无法统计详细信息。全日本各地发送来的确诊病例报告中，超出1500例的部分无法收到，故每天都是新增1000例左右。周六周日照常休息，所以新增病例很少。繁琐的流程和低下的效率，导致病例从检测到统计后通报需要至少三天时间。再后来，日本厚生劳动省（相当于中国卫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依旧坚持手动计算全国日新增确诊人数。

直到2021年12月27日，一则新闻让我大为惊讶：东京警方丢失了两枚储存有38名民众个人信息的软盘，警方“对涉事民众致以由衷的歉意。”没错，软盘，就是我小的时候，装有软驱（本地磁盘A）的大背头电脑才能读取的，一张一般存储1.44M数据的软盘，通体是粉色、灰白色或黑色的塑料，上半部分银白色的金属壳可以向手枪上膛一样向右掰，透过光看圆形的软磁片的颜色，谣传是颜色越深，可用空间越小。那个时候，光盘是最时髦的存储介质，刻录光盘是一门可以被文印店挂在玻璃门上的大买卖。

等到我上初中，软盘突然消失了，装有软驱的电脑也没了。只是Windows 依然将系统盘标记为C盘，算是留下了软盘曾经繁荣的一点痕迹（本地磁盘A/B是软驱预留位）。等到我初中毕业，磁带也突然消失了，英语书附赠的全是CD光碟。等到我读大学，笔记本电脑已普遍不再配备光驱。

所以我看到东京警方还在使用软盘存储数据时，我是很惊讶的。在亚洲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发达经济体中，在这个资本主义第二强国中，在这个课本上反复介绍的科技强国中，日本的民用科技似乎被永远冻结在90年代。

更奇特的是，这种神秘的，封闭科技树的力量，已经不是第一次发挥作用。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蓬勃发展、近代科技爆炸拉动生产力腾飞、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时，亚非拉各地的主要文明却在一潭死水中，曾经引领人类技术进步的古中国仍处于农耕时代，璀璨的印加文明甚至没见过马，交通纯靠跑步。20世纪80年代，美国第三次科技革命接近尾声，互联网信息化时代已经到来，但苏联引以为傲的科技成果，仅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登峰造极的程度。

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

我的理解是，首先归咎于先发劣势。上世纪60~80年代，日本在办公技术和民用科技上，曾经非常领先，日本的家电和汽车一度横扫美国市场。但这也给日本带来了严重的路径依赖和技术包袱，颠覆性应用型技术一旦出现，既有路线再怎么修修补补也不可免于被淘汰，这也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类似于柯达胶卷之于数码相机，数码相机之于可以拍照的诺基亚手机，诺基亚之于苹果iPhone，方便面之于外卖。

其次，日本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管理思路老旧。日本没有经历彻底的社会革命，因此旧时代的陈旧思想，特别是刻板执行、严格的身份区分，使得破旧立新容易扣上大不敬的帽子，能用不就行了，更新出了问题又算谁的？

第三，日本经济形势不好，失落的三十年就不多说了。请注意，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有限，国家发展的试错成本很高。在政治上，这赋予了旧日本“赌国运”的陋习，从甲午海战、乙未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一战到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乃至淞沪战场，越赌胆子越大，直到赌上中途岛把自己赔得底掉，广岛长崎两声巨响，为昭和男儿送来了美国父亲。

在技术上，日本也只能赌，好处是举国之力发展很快就能位居世界前列（1974年日本政府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坏处是新技术的前景是不确定的，一旦走上死胡同就甭想拐出来，这也解释了当代日本被“锁科技”的状态——日本引以为傲的技术发展到头了，而且还曾遭到美国的打压和遏制，以及韩国和中国的先后追赶、超越。

换个角度想，日本现在所处的状态，难道不会引起实现民族复兴后的中国的羡慕吗？且听我言：日本是一个高度老龄化、少子化的发达经济体，且经济和技术长期陷入停滞，甚至连主权都不完整，但其社会长期稳定、繁荣，国民生活水平和福利制度完善，政局基本平稳，在东亚、东南亚地区保有经济影响力（如非中国崛起，日本仍是主导力量）。

当代日本对社会的管理经验，应当值得未来的中国加以批判性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