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越共十三大选举阮富仲为越共第一书记。

1月26日，越南共产党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在河内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代表全国510万党员的1587名代表出席，预计与2月2日结束。越南中央政治局书记武文赏称：越共十三大是 “越南党、民族、国家发展征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对未来的方向、发展策略和前景展望具有定向引导作用”。

越共第一书记阮富仲向大会做出越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有关提请越共十三大审议的报告。在长达75分钟的讲话中，他特别提到“越南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的基业、实力、威信和地位。”

诚然，越南底气十足。自2016年前总理阮晋勇被撤职后，越南一改排华反华的错误态度，摸着中国过河——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加强反腐。2020年，越南GDP增速达2.91%。2010~2019年，GDP平均增速保持在5.9%，通货膨胀水平较低，经济发展质量不错。另外，十二大以来，越共处理了8.7万名党员干部，包括3名政治局委员和110名中管干部，在越南国内积累了良好的口碑。

越南也提出了新的发展构想，明显模仿中国“两个一百年”规划：2025年，南方解放50周年时，越南成为工业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超过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水平；2030年，越共建党100周年时，越南成为工业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中等偏上收入的发展中国家；2045年，越南建国100周年时，越南成为高收入发达国家。

没错，越南的目标是成为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世界银行给出的发达国家标准是人均GDP为12055美元。经过改革开放42年，中国人均GDP才刚破1万美元（2020年1月17日）。越南革新开放至今才刚刚35年。2020年，越南GDP总量3406亿美元，人均GDP达2800美元。可见，这个目标难度不小。

不过，我似乎嗅到了一些不一样的气氛。

自革新开放后，越南致力于干部队伍年轻化。一般而言，首次当选越南政治局委员的年龄不能超过65周岁，再次当选的年龄不得超过67岁。但是，我查了一下，阮富仲首次当选第一书记是2011年1月18日的越共十一大，当时他已经67岁。连任第一书记则是2016年1月27日的越共十二大，当时他72岁。

也正是在十二大上，被BBC等西媒十分看好的新妊第一书记热门人选、南方出身的总理阮晋勇被解除职务，甚至不再担任政治局委员。继任者阮春福（现妊总理）据信是阮富仲的亲信（西媒的分析不一定靠谱）。阮晋勇的长子阮清谊当选越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好家伙，学苏联搞贵族化、封建化、指定接班人？

越共对高级干部的年龄限制，难道是闹着玩的吗？越看越像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职位终身制”？2020年5月，越共确定了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人选，允许个别候选人年龄例外。阮富仲在2019年4月一度入院治疗，有人开始怀疑其健康状况。

我没想到，阮富仲还真的连任第一书记。第三任期，77岁。

继而，我查看了西媒对越南反腐工作的报道，查处的官员无一例外出身南方系（诸如2018年被查的胡志明市委书记丁罗升），而阮富仲属于北方系。

越南经济在过去十年间的高速发展，基于不断引进国内外资本发展制造业，承接来自中国的产业转移。房地产和旅游业也不断发展，而这些产业的背后都有日益庞大的官僚资本参股，再加上不断涌现的金融寡头，越南经济发展的红利，有相当一块流入特权阶级手中。

据报道，越南高级官僚及其家属、亲信在海外和国内拥有大量财产，不仅是现金和房产，还有隐蔽的金融、股份等。例如，越南最大的企业VinGroup老总范日旺、位列全世界增速最快的航司之一的越捷航空等私营企业，都存在钱权交易、官商共营乃至红顶商人的现象，何况越南从未禁止军队经商。

我觉得，贪污腐败已经变成越共的制度性问题，基层公务员也不能幸免。根据在越华人的描述，交警随意开罚单并将高额罚金据为己有，已是稀松平常；过海关甚至要在护照里夹带现金。这些灰色收入还要与上司一同瓜分。

也有一些围绕越南的负面报道：官员财产公示流于形式，“公务员打破终身制”只限医生和教师（好家伙，勃列日涅夫在世），自由派渴望的全面选举只能在占国会议员92%的越共党员中展开：越共是宪法规定的唯一合法政党，且所有候选人都要被越共领导的非政府组织“越南祖国阵线”审核，独立候选人基本是与越共紧密联系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很快被淘汰（钦定反对派）。不过，最后一条我觉得没毛病，毕竟要避免西方代理人参与国家决策。

换言之，同样是反腐败，越南跟中国有显著不同——专打南方系，颇有一边贪污一遍反腐的感觉。因此，我认为越共有苏共化的显著趋势，谁上台都解决不了。

与苏共不同之处是，阮富仲不断提拔年轻人填补空缺。十二届政治局有：1970年的中央书纪处书纪武文赏、1961年的中央经济部部长阮文平、1959年的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1957年的副总理王廷惠和公安部长苏林。

十三届中央委员有：1979年胡志明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阮英俊，1978年的同塔省委书记黎国峰，1976年的建设部副部长阮清谊、河江省委书记邓国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阮海宁、义安省委书记蔡青贵、河静省委副书记陈进兴，1975年的嘉莱省委书记胡文年、越南社会科学院院长裴日光、广平省委书记武大胜、承天顺化省委常务副书记阮国团。

1974年的广义省委书记裴氏琼云、富安省委书记范大阳、芹苴市委书记黎光孟、越南电视台常务副台长黎玉光、胡志明市国家大学校长武海军、西省市委书记阮青心，1973年的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党团副书记侯阿良、槟椥省委书记潘文买、中央企业党委书记伊清河涅克丹、奠边省委书记阮文胜、中央对外部副部长阮孟强、中央检查委员会副主任陈德胜、得农省委副书记阮廷忠。

1972年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阮得荣、山罗省委书记阮友东，1971年的国会党团成员陈士清、《共产主义》杂志总编辑段明训、北宁省委书记陶红兰、广治省委书记黎光松、平顺省委书记杨文安、河静省委书记黄忠勇，1970年的宁平省委书记阮氏秋河、太原省委书记阮青海、中央办公厅主任黎明兴、安江省委书记武氏映春、太平省委书记吴东海、朔庄省委书记林文敏。

越南的国家权力，似乎正从国会、国家住席、总理和第一书记的“四驾马车”内不断集中。最近几年，越南的国内形势还不错，近似于1976年的苏联——腐败和专权的矛盾被良好的经济势头遮盖，贫富差距还没有显著地拖累社会发展，年轻人进城就业，阶级跃升渠道不算狭窄，西方中产味十足的“越南梦”还没到遥不可及的地步。然而，2020年爆发新冠疫情以来，越南政府强力打压反政府运动，不少人被捕。

你是不是有一种钦定的感觉？

进一步地，我感觉越南的领导层执政水平有点“拉”，始终没能探索出一套具有本国特色、长远规划的发展道路，也没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诞生远见卓识的政治强人。苏联强盛时追随苏联，苏东剧变后又让政治体系外的一切向西方倾斜。1997年金融风暴让越南高速通胀，受损严重。

新世纪，中国刚迎来机遇期，势头不如经济恢复增长的越南，越南开始全面去中国化。阮晋勇担妊总理时，越南社会进入仇华顶峰，不惜在南海问题上成为西方反华的马前卒。近年来看到中国崛起势不可挡，阮富仲拨乱反正，又几乎在一切层面照搬中国。各位可以搜一下“越南新闻社”和《人民报》网（都有中文版），看看官方通讯社的宣传，起承转合是那么令人熟悉，我还以为在浏览“学习强国”。

我查了一下，越南直到2010年才开始逐渐强化“胡志明思想”的宣传，难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越南缺少具有本国特色的指导思想？越共十三大上，越南提出要发展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倒是个全新的论断。打算补齐理论建设的短板？

美国优于中国，这是越南外交排序中很特别的一幕。属于邻国、大国、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竟然排在曾经强力入侵、和平演变越南的美国的后面。

这很难接受，但不难理解。越南作为中国领土的历史（“北属时期”）累计多达上千年，只是自明代中后期开始才独立为中国藩属国。文化上，越南深受中华儒家文化影响，时至今日，繁体汉字还在越南知识分子中使用，中国大陆的电视剧等文化产品和中国制造的商品通行越南。

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越南迫切需要正视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和正统性（建立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以与中国区分开来。这就意味着它们必须与中华文化做切割，虽然这是徒劳的。无论从产业链还是势力范围，越南从古至今都不可能不受中国的影响，可越是如此就越反华。

越南年轻人普遍认为，中国对越南展开了上千年的“殖民”（虽然殖民是近代西方历史的概念，不适用于东方古代史，何况历代中国政权均在越南设立郡县，显然是与广西、山东同级的领土而非殖民地），1979年还野蛮“入侵”了越南（虽然是越南挑衅在先，中国忍无可忍反击作战），但也无奈地表示，甩开中国真的不可能。一边喜欢看中国的电视剧，一边骂两句中国人，竟然不矛盾。

在政治上，阮富仲之后，越南的新一代的领导集体，几乎都出生于中越关系最坏的时代。在西沙和南沙问题上，可能采取强硬态度，但中国也不是没有应对的手段。

从越南人的心态就能解释，为啥中国是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却要排在美国后面。这不仅是越南作为小国，在大国间左右逢源的生存智慧——美国不仅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更是越南用以“去中国化”的外部势力。

不过，越南与美国交往，确实存在与虎谋皮的危险。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利用越南制衡中国，当然也不会忘记渗透和颠覆越南。在军事上，越南始终警惕美国出兵发动战争，在意识形态上则担心“自我演变”。我在先前的文章中说过，南越遗留问题很多，其中之一是在越共党内留下了一批亲美派（擅长经济建设的南方系）。

比如，六十几名老党员曾联名写信，呼吁越共中央要搞多党制。党员公开写信质疑社会主义道路？这种事在中国可能发生吗？只能在越共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