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不应只感谢中国新冠疫苗,还要感谢华工的血汗
2021年04月29日 64 次浏览4月23日,秘鲁内阁总理贝穆德斯宣布:为缓解第二波疫情,秘鲁政府将继续执行宵禁、周末的私家车流通限制和周日强制性隔离。3月2日,秘鲁总统萨加斯蒂在秘鲁陆军医院接种第二剂中国国药集团的新冠疫苗。2月13日,第二批中国疫苗抵达利马国际机场时,贝穆德斯亲自迎接并表达感谢。
其实,秘鲁需要感谢的不只是中国的疫苗,而是华工在秘鲁建国两百年中付出的心血。秘鲁本就是一个被华工建设起来的国家。
1532年,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登陆秘鲁被捕的通贝斯。当时秘鲁是印加帝国高度发达的核心区域。1524~1526年,西班牙殖民者散播的天花病毒在印加帝国肆虐,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病死,印加陷入内战。印加时期最后一次人口普查显示,秘鲁有1200万原住民。短短45年内,秘鲁的印加人口锐减到110万,主要原因是殖民者恶意散布的天花疫情。
1532年11月16日,内战胜者阿塔瓦尔帕被西班牙人逮捕,又靠168名火枪手击杀了上千印加军人,巩固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1542年,西班牙王国卡洛斯五世颁布《新法》,宣布成立秘鲁总督区,包含了西班牙在南美洲的大部分殖民地。16世纪70年代, 总督福朗西斯科·托莱多治下,银矿开采成为秘鲁的主要经济活动,被奴役的印第安人是主要劳动力。
然而,除主要殖民据点和大城市之外,西班牙无法凭借自身力量有效控制广大边远地区。原住民反抗持续不断:1742年安第斯丛林省份塔尔马、豪哈的胡安·桑托斯·阿塔瓦尔帕组织起义,1780 年库斯科高地的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叛乱等最为著名,但全部失败。
1808年拿破仑攻克西班牙,拉美殖民地获得思想解放和独立良机。1812年爆发了瓦努科起义,1814年和1816年又爆发了两次库斯科起义。在阿根廷人荷西·德·圣马丁及委内瑞拉人西蒙·玻利瓦尔领导下,西班牙裔美洲人的土地主及其军队行动起来,掀起秘鲁独立战争。1821年7月28日,圣马丁在利马宣布智利独立,因此得名 “秘鲁自由的守护者”。
同年,圣马丁允许外国人自由入境。1823年,居住满五年的外国人可以加入秘鲁国籍。1826年,玻利瓦尔政府降低至3年。萨拉维利总统声称任何国家公民踏上秘鲁国土即可成为秘鲁公民。如此,希望引进欧美国家移民,提高农业和工业技术。但19世纪40年代之前,因政局不稳只能吸引零星的欧洲白人,诸如意西葡等国的农民和英法德的精英,很难成为廉价劳动力。
1822年7月26~27日,玻利瓦尔与圣马丁在瓜亚基尔举行了会面,决定秘鲁的政治前景。1822年9月22日,圣马丁把秘鲁独立运动的领导权交给西蒙·玻利瓦尔。1824年2月10日,秘鲁国会任命玻利瓦尔为“独财官”,使其得以重组政治和军事行政部门。1824年8月6日,在将军安东尼奥·何塞·苏克雷的协助下,玻利瓦尔在胡宁战役中一举击败西军主力,12月9日又在阿亚库乔战役中消灭西班牙残军。1826年1月23日,最后一支西军在卡亚俄港投降,秘鲁全境解放。
西班牙多次试图收复殖民地,诸如1866年的卡亚俄战役,但全部失败。1879年,西班牙被迫承认秘鲁独立。
共和国成立初期,各地区军事领袖之间的权力斗争导致政局不稳。随着玻利瓦尔组建拉丁美洲联盟的计划遭遇失败,秘鲁-玻利维亚邦联成立不久后宣告瓦解,秘鲁开始建立国家认同。多年战乱导致人口减少,从1827年的151.7万下降至1836年的131.37万。
1845年,卡斯蒂利亚当选总统,实行自由主义改革,大规模修建铁路、公路,推动沿海种植园业,开采鸟粪矿和硝石。为此大量吸收非洲奴隶作为填补劳动力空缺。1854年,卡斯蒂利亚政府废除奴隶制,主因是英国五十年来的反复施压和解放黑奴的进步思想的传播。
英国解放黑奴的原因,并非处于人道主义,而是当时的英国已经建立了发达的工业,亟需广大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奴隶贸易反而破坏了当地人口,破坏原料供应。解放黑奴还能迫使其成为产业工人,增加消费。
为解决黑奴解放后,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秘鲁大商人群体游说国会,与1849年11月17日通过《移民法》,规定凡一次将50名10~40岁的外国移民引入国内的,每引进一人可得到30比索的奖金,以促进本国农业生产。由于该法颁布后大量引进了中国劳工,又称《华人法》。
从广东、香港和澳门出发的船只要航行120天才能抵达秘鲁,华工的居住环境无异于黑奴,死亡率多达30~40%。1874 年,秘鲁外交部长阿圭罗在给议会的备忘录中承认“澳门至卡亚俄之间的苦力贸易是野蛮的,是对中国的蔑视”。
据何塞·曼努埃尔·蒂拉多政府统计,仅1850年2月至1853年7月,秘鲁共引进3932名移民,其中2516个中国人。1849~1874年,秘鲁共引进12万中国人,待遇“仅比牲畜强一筹”,鞭刑、暴打、超时强制劳动是家常便饭,累死、病死或自杀的不计其数。
1870年9月4日,利马北部帕蒂维尔卡镇的华工发动起义,1200余人参与,惨遭镇压后反被斥为“黄脸暴动”。1872年5月28日,又出现契约华工不堪忍受“玛耶西”船上条件,在日本横滨港转投英船义融公爵号的外交事件。迫于各国外交压力和华人暴动不断,1873年6月、7 月和10月,秘鲁国会分别出台法律,规定华工周日可以休息,享受法定劳动时间,超时劳动需有加班费。卡亚俄省必须登记华工,允许其契约期满后返回中国。
1873年12月27日,澳门正式终止了中国苦力运输。同年,李鸿章与秘鲁总统特使葛尔西耶就虐待华工事展开交涉和建交谈判。1874年6月26日,中秘两国在天津正式签署了《中秘友好通商行船条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秘鲁成为第一个与清政府建交的拉美国家。
《通商条约》主要内容有:两国人民之间贸易往来、旅游、雇工或居留均得自由;严禁在澳门或其他地方诱骗华工前往秘鲁;两国在北京和利马互设使领馆;秘鲁侨民在华犯法者归秘鲁官员审判;秘鲁政府废除以前一切对华工的苛刻规定。1875年8月7日,该约由两国政府换文正式生效。
秘鲁的发展沾满了华人的血泪。1871年,修建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秘鲁中央铁路时,半数劳动力(5000余人)是华工,但多数人死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同年,利马一份报纸承认“秘鲁的大片庄园特别是沿海地区,目前都是中国人在那里开垦种植”。华工的血汗劳动,让秘鲁1875年的甘蔗产量比1820年上涨5倍,1880年的糖产量比1870年上涨400倍,1873年的棉花出口量比1865年增长11倍。中国人还将农耕经验带到当地,还有“中国白”和“中国雷丁”等优良稻种和白菜、苦瓜、菜心和姜等大量蔬菜。至今,秘鲁人以粤语发音称呼各种蔬菜,而不是西班牙语。
19世纪60年代前,秘鲁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出口鸟粪矿(满足英国集约农业和德国化学工业),是其余财政收入的3倍多。开采任务主要由华工承担,每天要开采5吨左右。不足十年,鸟粪矿基本开采枯竭,秘鲁政府陷入巨额债务,政局内部斗争加剧。
1878年,玻利维亚政府宣布为智利矿业公司加税,智利以此为借口开战,南美太平洋战争(硝石战争)爆发。1883年,玻利维亚落败,重要港口安托法加斯塔被智利占领,至此成为内陆国家。秘鲁的塔拉帕卡省和阿里卡省也被智利通过《安孔条约》和《利马条约》割走,秘鲁失去了沙漠中广阔的鸟粪矿资源。
1884年,秘鲁进入国家重建时期。同年,清政府第二任驻日、美、秘公使郑藻如就职,是大清与秘鲁与1870年建交后第一位赴任的公使(第一任公使陈兰彬因硝石战争未能递交国书)。大清在利马和介休(今卡亚俄市)成立公使馆,中秘两国移民更为密集。1890~1930年进入第二次移民高潮,19世纪末仍以重体力劳动为主,仅30%经商。
1894年,尼古拉斯·德·彼罗拉在利马游击战中驱逐了总统安德烈斯·阿韦利诺·卡塞雷斯,于次年自立总统,又连任一次。1899年卸任时,秘鲁的财政、军事、宗教和民政改革均得以顺利进行。
莱吉亚·萨尔塞多任内(1908~1912年,1919~1930年),美国资金大量涌入,资产阶级迅速壮大。秘鲁华侨华人抓住机会靠经商获利,华商整体实力仅次于美英商人,又以谢宝山最为著名。当时,秘鲁北部90%的农场是华人开辟的。
1924年,受国际共运影响,改革派流亡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RPA,阿普拉党)。1929年,秘鲁和智利签署《利马条约》,以放弃阿里卡和塔拉帕卡省为代价,换得塔克纳回归,两国领土争端基本平息。截至1930年,秘鲁处于“贵族共和国”时期,因大多数总统为社会精英出身。
1929年经济大萧条导致秘鲁政局动荡,奥古斯托·莱吉那军政府被推翻,阿普拉党支持者被大量处决。华人华侨不仅受损严重,失业人数近半,也成为秘鲁政府转移矛盾的对象,反华事件愈发密集。1930年,秘鲁政府限制中国移民,规定旅秘华侨离境之后也不准再入境,并规定华商雇佣店员中半数以上必须为秘鲁人,否则将遭取缔。
据国民政府驻秘鲁使馆统计,1925年,居秘华侨华人约为4.5万人,1927年减少至1万余人,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下降至7000~8000人,1937年仅为7030人。即便如此,秘鲁华侨依然成立旅秘华侨抗日救国总会,累计为中国抗战事业捐款150余万美元。萧官锡、何莲香等人为骨干的中华白话剧社,不辞辛苦地到秘鲁各地演出筹款。1939年秘鲁华侨举办的募捐书画展获得周恩来等接见,筹得10余万元秘币。
1944年2月12日,秘鲁成为第四个同盟国阵营的南美洲国家,仅次于巴西(1942年8月22日)、玻利维亚(1943年4月7日)和哥伦比亚(1943年7月26日)。二战期间,秘鲁逮捕约2000名日本移民,并将其运往美国,作为对美国政府囚禁日裔美国人方案的响应。
二战后,维克多·劳尔·阿亚·德·拉·托雷(阿普拉党创始人,始于秘鲁工人联合会)和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秘鲁共产党党魁,始于秘鲁总工会)成为了秘鲁政坛两大势力,此前一直是代表美洲被压迫人民的左翼政党。两党相争数十年,分散了中下层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更悲哀的是,两党先后腐化堕落,前者成为寡头集团的代言人,后者陷入分裂(亲苏、亲华、亲古巴和亲阿尔巴尼亚)等,甚至沦落为毒枭(“光辉道路”古斯曼)。领导秘鲁走向现代化的左翼进步势力彻底失势,成为民选政府进步改革的阻碍。
总统里韦罗因政见分歧失去阿普拉党的支持,1948年10月29日被曼努埃尔·奥德里亚政变赶下。奥德里亚的右翼民粹路线获得中下阶层支持,但执政期间腐败盛行,偏袒寡头和右翼人士。
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60%的华人转为经商,秘鲁全国有588家商店,还有布匹厂、麻绳厂、碾米厂等。刘金良、戴宗汉、戴贺廷、黄纯等人的农场面积超过万亩。中餐馆被称为“秘鲁人饭食供应者”,名字Chifa即音译自粤语。
新中国成立后,有远见的华侨将中国洪门民治党驻秘鲁总支部主办的《公言报》作为舆论阵地介绍新中国。1881年成立的中华通惠总局(秘鲁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华人社团,匾额是光绪帝御笔)公开挂出五星红旗。这样的举动促成了1969年秘鲁国会20名议员和一批记者的访华团队,加深了两国的相互了解。
1968年,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发动政变,推翻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总统。贝拉斯科政府表示要“在平等的基础上根据民族的利益同一切国家建立关系”。1971年4月,在何莲香等华人帮助下,促成了我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对秘鲁的访问。10月25日,秘鲁等七个拉美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11月2日,中秘在渥太华签署联合公报,正式建交,断绝与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秘鲁成为继古巴和智利之后第三个与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
1975年,由于激进改革无法获得广泛支持,贝拉斯科被总理兼陆军部长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的军事政变推翻,莫拉莱斯停止了改革进程,重建民主制度。
1980年代,秘鲁面临巨额外债、高速通货膨胀、猖獗的毒品走私活动以及大范围政治暴力等诸多问题。在阿尔韦托·藤森(有华人血统的日裔,外号chinito)的统治下,国家开始复苏。滕森内阁最多有7名部长是华裔。
80年代末,秘鲁迎来第三次华人移民高潮。1986 年,据秘鲁内政部移民局局长里卡多·郑(华裔)公布,旅居秘鲁的华侨华人约3.9万人,其中已加入秘鲁国籍的有 6000 人。90年代,秘鲁华侨华人多达5.4万人,60~70%聚居于利马市,特别是卡蓬街。这一时期,利马市64%的零售业被华人的埃拉斯莫·黄股份公司占据,总裁是秘鲁零售业巨头黄业生。1995年,秘鲁议员中有6名是华人,包括国会议长、部长会议主席维克多·许会。
目前,旅秘华侨、华人约10万人,有华人血统的达120万。2008年起,华商从事地质勘探、矿山开发和经营生产,目前拥有铁、铜、金等矿权930余个,面积达7600多平方公里。沈池枫掌舵的沈氏集团主营大型机械、房地产、金融业和娱乐业等。2008年11月,中秘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3年4月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00年总统选举备受争议,在独财(1997年滕森控制的议会直接罢免宪法法院法官)、贪污(蒙氏丑闻)和侵犯人权等指控下,藤森被迫辞职,流亡日本并远程辞职。阿兰·加西亚·佩雷斯成为新总统,尝试在打击贪污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算上托莱多和乌马拉,三位总统先后因为涉嫌受贿被调查。加西亚遭捕前干脆自杀。2016年,佩德罗·巴勃罗·库琴斯基击败对手藤森惠子,成为第65妊总统。2017年底,库琴斯基总统特赦滕森,全国抗议不断,再加上贪腐指控,辞职。副总统比斯卡拉就任总统后,为反腐解散国会,2020年11月,国会议贪腐为由将其罢免。国会主席梅里诺继任,五天后即被迫辞职。秘鲁总统八天内就换了三位。
秘鲁,勤劳没学会,贪腐却很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