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小平同志逝世20周年。

中国何其有幸，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分别由连续两位伟人（毛、邓）掌舵撑船。他们都身兼政治、军事强人双重身份。政治强人对内支撑起稳定的政治局面，军事强人对外实行“以攻为守”的革命或武力输出。

两位伟人，在建国之初和改开之初等两个特别复杂的内政外交形势下，凭借冷峻的眼光和一流的博弈技巧，特别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以群众为本），排除一切困难、一切诱惑、多数错误，鞠躬尽瘁时终于把国家带入正确方向。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工业化+两弹一星），邓小平则设计、推动改革开放并使其成功，进一步改造了中国社会，以和平手段基本实现现代化。

我认为，邓公第一大贡献是，第一时间把中国沉重的军工、国防压力解除，将释放而出的大量劳动力变为产业工人，让中国切实吃上了人口红利。例如，邓公“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论断，以及1985年百万大裁军，让军工业沉重负担骤减。这让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先进行经济（开放）改革且几乎是唯一成功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军工让位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融入了西方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

这是很大的贡献，也有很大的风险。历史上但凡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突破性改革，很容易变成政治上的大崩溃，但同样面对国家内部既得利益阶级作梗，以及西方的联合封锁、制裁，只有中国完成了转型，这无疑是一项奇迹。

如果你不能理解“中国加入全球化”的伟大意义，不放回过头去看，也会得出这个结论：中国主动搭上了全球化的末班车。要点是“主动”和“末班车”。此前，全球化进程被西方一家独揽，用于对苏封锁；此后，加入全球化的国家，要么是亲美派下跪乞求，要么是被动卷入，要么存在潜在经济问题，几乎只承受了全球化的副作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先加入，个头大把红利吃光了）。

80年代，西方为什么看中中国，心甘情愿把中国纳入国际市场？中国又为什么主动加入？经济必要性和政治独立性是并存的。换言之，你情我愿。被接纳，意味着中国承接西方产业转移，低端制造业、劳动密集型。这第一桶金，想挣到？而且越过越有？西方给了机会，中国也要中用才行啊！

邓公的第二大贡献，是在将全国从“左倾”状态中解救出来，却也在物质条件极为困苦的情况下遏制了西方思想的侵蚀和蔓延，意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最低谷之前，完成了思想“换装”，意识形态上转攻为守，对西方态度上化敌为友，坚持并发展了一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邓公的第三大贡献，是以强大的政治决断力，延续了毛的外交伟业，实现一系列对外博弈的胜利。首先，1977年邓公复出时，越南和苏联的挑衅和逼迫进一步加深，对美关系陷入僵局。1979年，苏联威逼更甚，中蒙、中苏边境大军压境，又入侵了中国西部的阿富汗，前一年的11月3日还与越南签订了带有军事援助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支持越南在中南半岛的扩张。这等于在北东南三面包围中国。与此同时，美国并不同意中国提出的建交三条件——对台断交、撤军、废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虽然中美双方都希望尽早建交遏制苏联，但邓小平却存得住气——苏联最大的敌人并非中国而是美国，我们可以等。等到中越边境摩擦升级，美国最终同意建交。请注意，中美建交、闪电访美、对越自卫反击和《告台湾同胞书》等一系列大动作都是在1979年前四个月内完成的，邓公不可谓不迅速。特别是在访美期间通知（请注意不是商议，而是通知）卡特中国即将出兵越南，迫使美国在开打后正告苏联政府不得轻举妄动，中国北部边境的安全多了一道外交保障，颇有毛时期借赫鲁晓夫访华归国不久立刻炮击金门的妙笔。

这也是邓小平作为关键人物，具备强大心理抗压能力的体现，而他的沉稳，总能给对方领导人（美+苏）造成极大的心理影响。

邓公主持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有很多绝妙之处。首先，它在越南统一全国不久、深获苏联支持的顶峰期，彻底打破了越南一统中南半岛的美梦，证明了美国都打不过的超级硬茬实则外强中干。

其次，它向全世界证明了，苏联扩张已达强弩之末，世界大战根本打不起来，中国和美国为首的西方信心大振，“恐苏症”大为减缓，主动对苏采取攻势而不再一味让步（里根），冷战之天平从僵持逐步倒向西方取胜。

第三，苏联至此被套牢、扼死直到解体。1979年中美建交，标志着苏联陷入美国牵头的全球反苏阵营的重重包围，中国则是对美苏双方胜负起重大作用的关键配角，是苏联走活外交路线的关键，但苏联因自卫反击战而骑虎难下，始终无法对华缓和。

自卫反击战时，苏联并没有对中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几乎坐视越南被中国单方面蹂躏。对于自诩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来说受刺激太深，非常掉价。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难说没有为了找回面子，继续加码压迫中国的考虑，现在看来苏联这种公然入侵不结盟运动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行为，是一步大臭棋。苏联甚至没有在入侵前与美国通气，幻想美国会同布拉格之春一样基本保持沉默，结果反而导致苏联与西方的彻底决裂，西方基本破除了对苏缓和的念想，加速了苏联的孤立。

比如，邓小平也提出中苏关系缓和的三大前提：苏联从中苏、中蒙边境撤兵，苏联从阿富汗撤兵，苏联敦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兵。苏联自觉接受第一条尚可，三条同时接受太抹不开面子，仿佛被“小弟”教训了一番。苏联让步而不服软的态度，邓公的应对仍旧是——我可以等。中国被两强双重孤立的状态已经打破，苏联能承受被彻底孤立的代价吗？

这种给出苏联一时难以承受的要价的博弈手段，事实上是规训苏联，使其接受中苏两党两国的平等地位，重塑中美苏三方关系。但是苏联一条路走到黑，直到窒息才终于服软。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表示可以从中苏中蒙边境撤兵，阿富汗也可以撤。不过，邓小平通过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告诉戈，三大障碍必须同时解决，戈最终同意。1987年，苏联先后撤离了中苏、中蒙边境驻军，1988年从阿富汗撤兵，1989年敦促越南撤兵并促使越南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同年戈氏访华面见邓小平，中苏关系终于缓和，怎奈俄国局势大乱，苏联解体，中国外交再次陷入不明。

最后，一场快进快出的战争避免了中国夜长梦多深陷越南战场，其后长达十年的双边轮战更迫使越南穷兵黩武，经济发展全面停滞，同时苏联不得不常年大笔援助越南，被持续放血。这样一招大大拉近了中美关系，塑造了邓小平的强人形象，强人主政的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外部环境大为巩固。

1988年波兰变色后，罗、匈、保、捷、南、东德和阿尔巴尼亚相继放弃社会主义，1991年7月1日华约解体，年底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中国能否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

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经济发展显著放缓，1990年更是改开以来经济增长最慢的一年，14年来因巨大争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导致改革的目标——也就是市场和计划的关系，仍未确定，但90年代初则必须回答不可。

邓再次出手挽救危局。从苏联解体到1992年11月3日克林顿（对华强硬）胜选的不到一年时间，邓公迅速完成南巡讲话，与以色列、韩国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建交，促成日本天皇访华（利用日本打破89年以来的西方制裁），召开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改革扭转颓势（加快发展大胆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同时规避美西方“乘胜追击”全面经济渗透）等重大举措，时机不可谓不准，速度不可谓不快。

我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历史对邓小平的评价只高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