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是血缘关系的总和。

社会性动物的共同特点是，个体无法与自然界的风险对抗，团结可以增加存活几率。这种“团结”导致人之间产生了多种不同规模的组织形式：小到家庭、宗族，大到聚落、国家。可以说，只要人类社会尚在，人类就会以有组织的形式生存，只不过不同的组织形式之间存在盛衰兴亡。适合于时代发展的组织形式会保存、发展，不适合的会被淘汰。

注意，选拔标准是适合于否，不是强大与否。再强大的组织形式，不适应时代发展，也会被抛弃。

何况，血缘关系并没有那么强大。

例如：康熙和祖母布木布泰关系好得不得了，对生母佟佳氏就很冷淡；雍正与生母乌雅氏关系一般，与一母同胞亲弟老十四胤禵关系很差；雍正朝皇后乌拉那拉氏虽然膝下无子（弘晖早丧）但与四阿哥弘历的关系却没那么差；永琰生母魏佳氏去世早，但他与养母庆贵妃关系极好；道光帝将六弟奕䜣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奉若生母、孝养并封为康慈皇太后。可见，所谓“血浓于水”，本质上是长期利益往来积累而出的牢固关系，血缘只是个廉价的包装。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高度推进，中国社会开始广泛具备家庭原子化、生活便捷化、服务健全化等新特点。与原先慢节奏、低人口流动的熟人社会大不相同。过去社会服务功能不全，保障能力不足，消费能力不高，所以血缘建立的亲戚关系几乎是唯一可靠的抗风险手段。

例如，在过去，家人突发疾病或考上大学，住院费、学费只能向亲人借；妯娌矛盾、夫妻吵架、婆媳不和，家族长辈可以出面协调；家里盖房、收麦、插秧，帮忙最卖力的无不是叔伯兄弟；但逢红白喜事，从账房到厨房哪没有姑姨姐嫂？过去的亲戚关系是一份超越情感纽带的君子协议：今天卖力帮他人，明日他人帮自己。在熟人社会中，谁敢违约坑害亲属，谁就失去信用而寸步难行。故人人离不开亲属关系，人人热衷于维护自己在亲属中的信誉。没有亲戚互助，个体很难持续创造显著价值、获得紧急救济。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亲戚关系的生态位被政府公共服务和市场有偿服务代替了，前者覆盖面广、有力兜底，后者选择面广、明码标价：有了医疗保险（重大疾病医疗补助）、助学贷款和商业保险、水滴筹，治疗费、学费不可能毫无着落，何况几乎每一款APP都有借钱、月付功能；家庭矛盾，小找居委会调节，大则起诉离婚；盖房、收割可以聘工程队、租借农机；婚丧嫁娶商业化程度更甚，婚照、婚宴、婚礼、摄像一条龙。

相较之下，亲戚的缺点就愈加显眼。相较之下，雇人做事先签合同，服务到位，不满意可以随时投诉维权，有平台规则和相关法律撑腰。亲戚遇事袖手旁观、做事偷工减料、有钱不借、欠钱不还，该去哪儿打差评？大概率吃个闷亏。

因而，亲戚关系的淡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不断进步，反应了基层权力的空白化、碎片化的情形被持续遏制。

正如前文所言，亲戚关系始于血缘，维系于是长期利益往来。有了共同利益（共同赡养老人等），两家人自然要频繁往来，关系也自然亲近。没有利益却硬要维系的关系，则会在时间冲击下变成一个沉重的道德包袱。这一代人也许会负重前行，下一代人则会果断抛弃。

对80后及更年长者来说，亲戚互助是一种苦难下的集体记忆，是匮乏中的权宜之计，更有一份不知从何算起的人情账亟待清偿，所以老一辈过节走亲戚、有事找亲戚，与其说是思维惯性，更像是拿着一张发黄的存折，在手机银行里苦苦寻觅却不知如何提款，殊不知账户早已注销。

但对95后来说，我们成长于功能不断健全的社会中，生活范围不再局限于一条街道和一座城市，在全国各城市旅游、上学、打工、定居，除了过年基本不回老家。至于亲戚互相帮助的生活经验，既自幼缺少，也不需要、不认同。好容易与亲戚见一面，除了一句“小时候抱过你”之外，就是对工资高低、婚恋生子的轮番轰炸。这不是情感联络，这是伪装成关心的批判和对宝贵假期的可耻浪费。这也不是亲戚，而是一群傲慢无礼的陌生人。那么，何必千里迢迢来找骂？